材料一：南宋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写道：“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辞。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泉州港船舶往来频仍，“杂货山积”，却被“蕃商至必使诸广东，否则没其货”的旧规严重束缚。熙宁五年诏发运使薛向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请置司泉州，其创法讲求之。”元丰五年(1082年)知州陈偁向朝廷极力建议在泉州设立市舶司。元祐二年(1087年)，朝廷批复“诏泉州增置市舶”。《方舆胜览》记载，“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致象犀、玳瑁、珠玑、琉璃、异香、胡椒之属”。

——摘编自傅宗文《宋代泉州市舶司设立问题探索》等

材料二：明朝中后期，东南沿海、北部长城一带至辽东地区，形成了经济繁荣、华夷杂处的边境社会。为应对这一情况，明朝政府于1558年接近了山东半岛至辽东半岛的海上航路；1567年松弛海禁，允许漳州府月港的民间海外贸易；1570年以降，在北部和东北地区的大同、张家口、抚顺等地相继开放“互市”。在相继平定三藩和收复台湾后，清朝于1684年开海；1727年重开南洋，此后东洋和南洋贸易一直持续至清末。18世纪的广州成为环球海上航路的重要中转港。

——摘编自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

材料三：19世纪以来，西方人惯于站在欧洲立场，以开放——封闭、文明——野蛮二元模式，评述亚洲各国尤其是中日两国对外政策。用“闭关锁国”形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是特定时代“西方中心主义”影响的产物，并不是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的客观描述。由于“西方中心论”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影响广泛且深入，我们应该对中西方历史进行重新认识，依据客观历史特别是本土资源，解构和突破“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在国力提升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史学话语体系。

——摘编自顾銮斋《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构建中的“西方中心论”问题》

材料一入宋以后，各种商业气象扑面而来：近代城市坊市合一、沿街设店的风貌形成于北宋中叶；乡村地区草市、墟集数量激增的第一个浪潮出现于宋代；交换手段的便利化即纸币的使用和贵金属白银货币化起源于宋代；区域市场的形成和区间市场联系的加强亦在宋代；更不要说海外贸易的第一波大潮出现于宋代。 

——摘编自葛金芳《两宋经济结构变迁与海上丝路勃兴》

材料二由于明初宝钞没有保证金、储蓄金等制度，而且发行无度，出现了贬值的信用危机。以成化、弘治为界，白银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市场崛起，到得到官方认可与自上而下合流的历程，主要以赋役折银的方式，大规模推向全国。白银作为称量货币，具有自由银的本质，标志着中国古代历朝铸造和发行货币的垄断权，在明朝中后期已经丧失。市场与国家之间不仅存在博弈，而且也有调和。白银从官方非法货币向事实上的合法货币过渡，伴随着一系列国家制度变迁，赋役—财政货币化改革，引领整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 

——摘编自万明《全球史视野下的明代白银货币化》

材料一 宋代以来城市商业的繁盛，特别是以市场活动为中心的商业市镇的兴起，是吸引商人从负贩行商到侨寓定居的首要因素。在这些市镇中，人口增长迅速且较为集中，商品销售市场广阔且相对稳定，为商人寻求稳定的利润创造了条件。这些经济型市镇大多处于水陆交通的要冲之地，交通的便利为商人提供了良好的物流，因此，商人定居于这些地方，更便于他们了解当地市场行情，获取需求信息，在此情况下，商人们无论是在客居地开设店铺，还是贩运商品至自己的居住地销售，获取高额利润的机会都更多。所以，宋人说：“富人比居四通五达之都，使其财布于天下，然后以收天下之功。”

——摘编自冯芸、桂立《宋代城市商业的繁盛与坐贾势力的发展壮大》

材料二 明清时期，市镇发展较快的松江、嘉定、太仓一带，是棉花的产地，棉纺织业发达又靠近沿海，利于海上贸易，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吴江的河里、平望，湖州的南浔，都是著名的水乡市镇。这些市镇有的以经营手工业为主，有的以某些行业著称，有的是农副产品的交易市场或产地等。随着市镇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繁荣，明中叶以后，在经济作物和水陆交通发达的地区，先后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工商业市镇，如苏州的盛泽、平望、唯亭，嘉定的南翔、诸翟，湖州的南浔、乌镇等地。这些市镇人烟稠密，街道繁盛，市场繁荣，手工业、商业都很发达，且为各商贾所集，进行大宗交易。

——摘编自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