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南宋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写道：“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辞。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泉州港船舶往来频仍，“杂货山积”，却被“蕃商至必使诸广东，否则没其货”的旧规严重束缚。熙宁五年诏发运使薛向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请置司泉州，其创法讲求之。”元丰五年(1082年)知州陈偁向朝廷极力建议在泉州设立市舶司。元祐二年(1087年)，朝廷批复“诏泉州增置市舶”。《方舆胜览》记载，“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致象犀、玳瑁、珠玑、琉璃、异香、胡椒之属”。

——摘编自傅宗文《宋代泉州市舶司设立问题探索》等

材料二：明朝中后期，东南沿海、北部长城一带至辽东地区，形成了经济繁荣、华夷杂处的边境社会。为应对这一情况，明朝政府于1558年接近了山东半岛至辽东半岛的海上航路；1567年松弛海禁，允许漳州府月港的民间海外贸易；1570年以降，在北部和东北地区的大同、张家口、抚顺等地相继开放“互市”。在相继平定三藩和收复台湾后，清朝于1684年开海；1727年重开南洋，此后东洋和南洋贸易一直持续至清末。18世纪的广州成为环球海上航路的重要中转港。

——摘编自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

材料三：19世纪以来，西方人惯于站在欧洲立场，以开放——封闭、文明——野蛮二元模式，评述亚洲各国尤其是中日两国对外政策。用“闭关锁国”形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是特定时代“西方中心主义”影响的产物，并不是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的客观描述。由于“西方中心论”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影响广泛且深入，我们应该对中西方历史进行重新认识，依据客观历史特别是本土资源，解构和突破“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在国力提升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史学话语体系。

——摘编自顾銮斋《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构建中的“西方中心论”问题》

材料一：宋朝商品经济非常繁荣。宋代除了当时最著名的都城汴京，成都、建康、镇江及扬州等众多城市因商品经济的发达而成为名噪一时的著名商业城市。据统计，唐代10万户的城市仅11个，北宋则多达40个。宋代城市坊市的格局已经打破，不再像唐代那样商业区和居民区严格分开，城市经营时间也大大放开。除了大城市外，宋代各地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草市和镇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子”成为商品流通中的主要货币形式。宋代海外贸易空前繁盛，不仅超越前朝而且也为后世所不及。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任崇岳主编《中国社会通史•宋元卷》

材料二：明清时代是江南市镇发展繁荣的时期。市镇发展较快的松江、嘉定、太仓一带，是棉花的产地，棉纺织业发达又靠近沿海，利于海上贸易，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吴江的河里、平望，湖州的南浔，都是著名的水乡市镇。这些市镇有的以经营手工业为主，有的以某些行业著称，有的是农副产品的交易市场或产地等。随着市镇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达，明中叶以后，在经济作物和水陆交通发达的地区，先后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工商业市镇。如苏州的盛泽、平望、唯亭，嘉定的南翔、诸翟，湖州的南浔、乌镇等地。这些市镇人烟稠密，街道繁盛，市场繁荣，手工业、商业都很发达，且为各地商贾所集，进行大宗交易。

——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

材料一 宋代以来城市商业的繁盛，特别是以市场活动为中心的商业市镇的兴起，是吸引商人从负贩行商到侨寓定居的首要因素。在这些市镇中，人口增长迅速且较为集中，商品销售市场广阔且相对稳定，为商人寻求稳定的利润创造了条件。这些经济型市镇大多处于水陆交通的要冲之地，交通的便利为商人提供了良好的物流，因此，商人定居于这些地方，更便于他们了解当地市场行情，获取需求信息，在此情况下，商人们无论是在客居地开设店铺，还是贩运商品至自己的居住地销售，获取高额利润的机会都更多。所以，宋人说：“富人比居四通五达之都，使其财布于天下，然后以收天下之功。”

——摘编自冯芸、桂立《宋代城市商业的繁盛与坐贾势力的发展壮大》

材料二 明清时期，市镇发展较快的松江、嘉定、太仓一带，是棉花的产地，棉纺织业发达又靠近沿海，利于海上贸易，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吴江的河里、平望，湖州的南浔，都是著名的水乡市镇。这些市镇有的以经营手工业为主，有的以某些行业著称，有的是农副产品的交易市场或产地等。随着市镇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繁荣，明中叶以后，在经济作物和水陆交通发达的地区，先后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工商业市镇，如苏州的盛泽、平望、唯亭，嘉定的南翔、诸翟，湖州的南浔、乌镇等地。这些市镇人烟稠密，街道繁盛，市场繁荣，手工业、商业都很发达，且为各商贾所集，进行大宗交易。

——摘编自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