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是面向经济正义新问题、扬弃传统经济思想进行创新性转化的理论成果。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是站在前人肩膀上更加睿智地观察时代特征、透视资本主义社会、体悟历史发展规律的进步思想。马克思认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将这“天才的大纲”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立足于现实社会，找到了现实社会两大矛盾产生的根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进而认清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解决办法要从经济根源中寻找，要依靠无产阶级广大劳动群体的力量加以实现。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的发展意味着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能够实现各得其所、各取所需，从而能够通过自身的实践，摆脱物对人的支配，摆脱人对人的支配，实现自主地使用物、利用物来满足自身的发展需要，以彰显人的本质。

——摘编自汪琼枝《论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历史生成及意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纵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经济正义始终是党的不懈追求。我国的经济正义的构建是一个随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这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顺应社会发展变化，不断推动我国经济正义构建迈上更高的台阶。邓小平基于对社会主义和现代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采取多项措施恢复了社会主义生产的正义性，重塑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分配正义的合理样态。江泽民强调，要通过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经济正义，保障社会公平。胡锦涛提出，努力推动形成“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社会。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

——摘编自张雷《新中国经济正义的社会构建及当代启示》

材料   十八大之后，中央权威增强，垂直程度增加。这一点在环保部门体现较为明显。中央加强生态环保工作，各省对相关机构的隶属关系进行调整，县区一级的生态环境局不再是本级政府的隶属部门，而是转由地级市直接管理，其领导班子成员由地级市生态环境局任免。中央对各级局机构的直接调动权力增强，即中央命令可以通过垂直系统直达基层。诸如党建、扶贫、环保等政治任务或中心工作，地方政府必须重视。

与此同时，县级党委政府对各部门资源的整合能力也在增强。面对政治任务或中心工作，县级党委政府会以其为抓手来统领全县工作并通过该工作来带动其他工作。在不唯GDP之后，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如何看待一个县委书记的政绩与能力，除了常规的考核过关之外，一个重要参考是“看变化”。很多地方的市委书记每年都带着县委书记到各县的工业园区和城区考察，叫“走两区，看变化”，以此激发县委书记们的比较意识、竞争意识。

——摘编自杨华《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

材料一 夏朝，设有监察之官“啬夫”。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杂律》为惩治滥用职权等职官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自魏晋始，御史台脱离少府而成为完全独立的监察机构。唐代，尚书省左右仆射兼掌对御吏的监察。我国古代监察官员的选拔与任用，其标准大致包括品德、学识和经验三方面。如宋朝规定：“非曾经两任县令，不得除（授予）监察御史。”明朝谏官的职能由六科给事中取代，监察六部官员。清雍正年间，清廷取消了六科给事中执掌的封驳权，“以六科内升外转，始隶都察院”，都察院的监察职能进一步加强。清政府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台规》。至此，我国古代监察系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严密。

——摘编自张国安《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监察院是颇具特色的独立监察机关，它直接源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政制实验田里，基于中国传统的独立监察制度和源自西方的议会监察制度互相竞争。经过民国初年的探索与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监察院的实践，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将美国式的参议院制度与中国传统监察制瘦融于一炉，使得监察院无议会之名却有议会之实。这样中西合璧的制度探索受到很多批评，但无论如何，监察院制度的弊端并不构成废除独立监察制度的理由，源自中国传统的独立监察制度至今仍有重大价值。

——摘编自聂鑫《中西之间的民国监察院》

材料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不断高涨，我国监察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由试点到全国推行，提高了监察机关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了监察的无死角、全覆盖，整合了监察资源，形成了强大的反腐败合力，这是我国反腐败领域的一次重大创新，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一次重大变革。

——摘编自李凌云《新中国监察制度七十年的嬗变》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一个村支书的工作笔记》

提取材料信息，说明上述材料对研究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有哪些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