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88年，在纽约批准宪法大会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宣称，在“自由的共和国”“人民的意志构成政府的根本原则”。但他随后又说，“人民”并“不具备系统的政府管理所必需的辨别力和稳定性”，他们“经常被错误的信息和激情引向最严重的错误”。在弗吉尼亚批准宪法大会上，埃德蒙·伦道夫一再称颂“人民”，但在一次发言中却用“herd”（一群牲口）来指“大众”，被人指责用词不慎。

——摘编自李剑鸣《“人民”的定义与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

材料二   杰斐逊（1743年—1826年）等美国思想家们指出，在美国可以实行“双重分权”机制的“复合的民主制”，概括性的说，就是把联邦的国家权力系统之间的横向分权，与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纵向分权的有机结合所形成的上中下、左中右的“分权网络”称之为“双重保障”。

——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

材料一   18世纪出现了席卷欧洲的“中国热”现象。法国伏尔泰在《风俗论》中，阐释了对儒家哲学的理解，以中国为矛攻击当时法国社会的政治和宗教制度。德国莱布尼茨在《中国自然神论》中，推崇儒家的理性精神。法国魁奈被尊称为“欧洲的孔子”，他在《经济表》中，将中国树立为欧洲重农典范和理想社会，以针对当时法国重商主义泛滥的窘迫社会状况；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认为中国的专制不是建立在武断的奇思妙想上，而是遵照规律法则，关注的核心是人们的福祉与社会和谐。

——摘编自黄丽娟《“中学西渐”欧洲现代精神的中国借鉴》

材料二   和法国、德国相比，英国的“中国热”在18世纪呈现出“早退”的现象，虽然此时英国民间的“中国热”仍在持续，但知识界对中国文化的评价却在降低，如英国学者斯当东曾说：“中国政治制度上没有代议制性质的机构来帮助、限制和监督皇权。”亚当·斯密则指出：“许久以来，他（中国）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此外，他们对中国的研究也开始有意识地与开拓海外市场的经济动机紧密相连。

——摘编自严建强《欧洲“中国热”中的英国社会》

材料三

材料一   马丁·路德认为，属灵的宗教与属世的生存两者之间并不能混淆。例如：做好事和行善都是属世的事情，与属灵的救赎应当没有关系。此外，对人的救赎是上帝的事情，人并没有能力进行自救。还认为，基督教的崇拜对象是上帝而不是教皇、主教和僧侣，后者不具有神性，更不具有凭着自我神化来为世人赎罪的权力。对人类进行救赎的不是教皇和教会，而只能是耶稣基督，从而把教会和宗教的事务置于政府的管理之下，避免了教会通过教权干涉政治的弊病。

——摘编自朱孝远《德国宗教改革与马丁·路德的贡献》

材料二   社会秩序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它是共同意志的体现，代表所有人的权利与自由。它是至高无上的人民主权，不可侵犯，不得转让，不受限制，不准分割。

——卢梭

自由是按法律的要求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做法律禁止的事，那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人都拥有这个权利。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材料三   （美国）《联邦宪法》的制定者们在热切希望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同时，一刻也没有放松对于一切形式的专制政治的警惕……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性要素应运而生。这些制度性要素主要就是一套“地域和体制的双向平衡机制”，亦即通过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分权……来实现各种政治权力之间的全面制衡，以防止任何一个政治势力单独控制全国的政治生活。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