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88年，在纽约批准宪法大会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宣称，在“自由的共和国”“人民的意志构成政府的根本原则”。但他随后又说，“人民”并“不具备系统的政府管理所必需的辨别力和稳定性”，他们“经常被错误的信息和激情引向最严重的错误”。在弗吉尼亚批准宪法大会上，埃德蒙·伦道夫一再称颂“人民”，但在一次发言中却用“herd”（一群牲口）来指“大众”，被人指责用词不慎。

——摘编自李剑鸣《“人民”的定义与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

材料二   杰斐逊（1743年—1826年）等美国思想家们指出，在美国可以实行“双重分权”机制的“复合的民主制”，概括性的说，就是把联邦的国家权力系统之间的横向分权，与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纵向分权的有机结合所形成的上中下、左中右的“分权网络”称之为“双重保障”。

——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

材料一   18世纪出现了席卷欧洲的“中国热”现象。法国伏尔泰在《风俗论》中，阐释了对儒家哲学的理解，以中国为矛攻击当时法国社会的政治和宗教制度。德国莱布尼茨在《中国自然神论》中，推崇儒家的理性精神。法国魁奈被尊称为“欧洲的孔子”，他在《经济表》中，将中国树立为欧洲重农典范和理想社会，以针对当时法国重商主义泛滥的窘迫社会状况；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认为中国的专制不是建立在武断的奇思妙想上，而是遵照规律法则，关注的核心是人们的福祉与社会和谐。

——摘编自黄丽娟《“中学西渐”欧洲现代精神的中国借鉴》

材料二   和法国、德国相比，英国的“中国热”在18世纪呈现出“早退”的现象，虽然此时英国民间的“中国热”仍在持续，但知识界对中国文化的评价却在降低，如英国学者斯当东曾说：“中国政治制度上没有代议制性质的机构来帮助、限制和监督皇权。”亚当·斯密则指出：“许久以来，他（中国）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此外，他们对中国的研究也开始有意识地与开拓海外市场的经济动机紧密相连。

——摘编自严建强《欧洲“中国热”中的英国社会》

材料三

材料一   “光荣革命”其实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说其“光荣”就在于它不流血。不流血的原因是：国家的统治阶层已齐心协力，下决心要把詹姆士搞下台。他们不能容忍专制制度的恢复，更不能接受天主教的复辟；但同时，他们也不愿再看到新的革命，不愿让下层民众再参与国家政体的设计。“光荣革命”是英国历史的转折点，从表面上看似乎一切都没有变，只是换了国王，新国王还具有继承王位的最直接条件。但它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摘编自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

材料二   在欧洲君主制盛行之时，美国最早建立共和制，最早把三权分立学说用于对国家政权的实践，这对欧洲革命与制度变革有着积极意义。……华盛顿对美国政治制度作出过特殊贡献。在独立战争期间，他拥有极高的权力和威望。但独立后他坚持不做国王，并在连任两届总统后坚决引退，为日后美国总统的任期提供了先例。从1607年英国在北美建立殖民地起，新大陆与旧欧洲的差别就开始显现出来。北美移民初期，地方自治已经深深地扎根于英国人的习惯之中，而人民主权原则的学说也随着地方自治被带进都铎王朝的核心。本土的这种状况自然会影响到以英国移民为主体的殖民地的政治建制。由于新大陆的居民大多以移民的方式集聚在一起，彼此间的身份和地位不像祖居地那样等级森严。在移民们的观念中，幸福和有权有势的人不会去流亡，大家都是远离祖国的游子，在恶劣的环境下求得生存与发展。他们在美洲的土地上联合起来，没有领主，没有富民。

——摘编自董小燕《西方文明：精神与制度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