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宋代诗词与商业变革

——摘编自傅璇宗《全宋诗》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宋代诗词与商业变革”为题写一则历史短文。(要求：表述成文，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市舶司，古代封建王朝设置的负责外事和外贸管理机构，宋代是市舶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市舶司设置区域与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密切关系。

材料　宋代商业革命，对于中国的商业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宋代的商业革命，我国实现了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并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倾向。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转向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

——摘编自刘毓庆《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商业革命浪潮及启示》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的观点。(要求：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一   在拓展宗教神权的过程中，罗马教廷从11世纪末开始，先后发动西欧各国对中近东地区持续约两个世纪的战争，即“十字军东征”。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宗教大会上发表富有煽动性的演说，“踏上通往圣地的道路吧。从邪恶的种族那里夺回那片土地，将它控制在你们的手中。耶路撒冷是地球的中心，那片土地的富庶远在其他地区之上，像另一个灿烂的天堂。”

——摘编自孟广林《世界中世纪史》

材料二   泉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一千多年来各种宗教在此长期共存，和谐发展。泉州早在五千年前就有闽越族在此聚居，艰苦的耕海牧洋生活，使其具有泛神信仰特征，只要是有用的、有利的神灵就加以信奉。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大量阿拉伯人、波斯人等来此经商、定居，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宗教相继传入泉州。信奉伊斯兰教的商人与汉族通婚，繁衍后代，成为回族的祖先，泉州社会逐步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构成的移民社会。宋元政府采取较为开放的姿态，授予不同宗教背景的蕃商相应官职，管理泉州的商贸活动，例如南宋长期掌管泉州市舶司的蒲寿庚就是穆斯林。

——摘编自马照南《泉州宗教文化相容共存之品格与现代价值》

材料三   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引发了欧洲各地的宗教纷争，新教派和天主教会之间的冲突激化，导致了长期的宗教战争，例如德国三十年战争将欧洲各个国家卷入战争。战争的可怕后果迫使各方开始寻求和平解决宗教争端的途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规定各国统治者有权自由选择国家的宗教信仰，各派别可以在自己的领土上自由行使宗教信仰。条约的签署为宗教宽容提供了有力的政治支持。一些开明君主和思想家进而主张国家与教会分离，不允许宗教干涉国家政治和世俗生活，宗教只是为促进个人道德修养和保持“良心”的手段。荷兰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强调个人的内心信仰和良知，主张人们应该通过理性和教育来解决宗教争端，而不是通过暴力和迫害。

——摘编自孙浩然《近代欧洲宗教宽容的起源及其启示》

材料一   忽必烈在江南实施“安业力农”“宜安本业”的政策，保持了江南大土地占用及租佃制秩序。元政府重商和重市舶，江南商业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出现了“举世治筐箧”，“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士无入仕之阶”，“乃弃所学”，“作技巧鬻贩以为工匠商贾”，金陵人李汝成谢绝京师官僚仕进劝告，“贾六合市上，物价减恒市人之半”。是时，沿海地区“家家浮生多在船”，“竞卖田宅行盐钱”，人们竞相从事盐商和海外贸易。

——摘编自李治安《蒙元帝国与13～14世纪的中国社会秩序》

材料二   明代初年，江苏平望镇、江南市、新杭市、震泽镇有千余家，吴江镇、同里镇、黄溪市有二千余家，盛泽镇有万余家。浙江王江泾镇“居者可七千余家”，濮院镇、新城镇“今可万余家”。湖州双林、菱湖、琏市、乌镇、南浔“所环人烟小者数千家，大者万家”，荒僻的嘉定新河、南汇周浦发展成为大镇。这些市镇星罗棋布地分散于江南各府县。盛泽镇的丝织业，出现了“有力者雇人织挽”，计日受值。苏州城东比户皆织，不啻万家，产品畅销全国。史载，“天下饮食衣服之侈，未有如苏州者”，附近城镇也是如此。

——摘编自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

材料一   宋元时期的数学著作（部分）

——摘编自武婷婷《中国古代数学的经济运用研究》

材料二   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在著名的《数学九章》中设计了一道算术题，大致意思是：甲乙丙丁四个人一起合作出资到海外做贸易，个人所出的本钱不同，有的是金子，有的是银子，有的是盐等，他们之间还有互借。海外归来后，购买到的商品有沉香、胡椒和象牙。那么，他们各自应该得到多少回报？

——摘编自吴晓波《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