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忽必烈在江南实施“安业力农”“宜安本业”的政策，保持了江南大土地占用及租佃制秩序。元政府重商和重市舶，江南商业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出现了“举世治筐箧”，“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士无入仕之阶”，“乃弃所学”，“作技巧鬻贩以为工匠商贾”，金陵人李汝成谢绝京师官僚仕进劝告，“贾六合市上，物价减恒市人之半”。是时，沿海地区“家家浮生多在船”，“竞卖田宅行盐钱”，人们竞相从事盐商和海外贸易。

——摘编自李治安《蒙元帝国与13～14世纪的中国社会秩序》

材料二   明代初年，江苏平望镇、江南市、新杭市、震泽镇有千余家，吴江镇、同里镇、黄溪市有二千余家，盛泽镇有万余家。浙江王江泾镇“居者可七千余家”，濮院镇、新城镇“今可万余家”。湖州双林、菱湖、琏市、乌镇、南浔“所环人烟小者数千家，大者万家”，荒僻的嘉定新河、南汇周浦发展成为大镇。这些市镇星罗棋布地分散于江南各府县。盛泽镇的丝织业，出现了“有力者雇人织挽”，计日受值。苏州城东比户皆织，不啻万家，产品畅销全国。史载，“天下饮食衣服之侈，未有如苏州者”，附近城镇也是如此。

——摘编自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

材料一   唐代从广州启航，经西沙、南沙群岛到波斯湾、红海的海上丝路航线繁盛兴旺。唐代所造船舶规模巨大，船体坚固，适宜远洋航行，许多外国商人都乐意乘坐。广州位于西、北、东三江交汇处，濒临南海，占尽海河港口之利。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天宝九年（750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计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指阿拉伯、波斯等白种人）、赤蛮（非洲黑种人）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唐代广州开辟了通往日本、朝鲜的航线。唐政府对海上贸易采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的政策，推动了对外交通贸易的发展。

——摘编自张一平《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对南海区域的影响》

材料二   宋代，大批来自东南亚、印尼、西亚、东非乃至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商船，满载货物，在广州舶岸，进行贸易。当时进口货物主要是香药、犀象、珊瑚等，出口的主要是丝绸、瓷器、铜钱等。广州码头上中外货物堆积如山，正所谓“海舶贾蕃，以珠犀为货，丛委于地，号称富庶”。从广州上岸的外国货物，占各口岸总数的绝大部分。在宋代第一批设置市舶司的口岸中，广州是最早的。

——摘编自黎小明《两宋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

材料一   南宋临安户口蕃盛，从事商业活动者十倍于昔。其中团行如鱼行、猪行、米市、桑市、青果团、柑子团不下二十二；工役如碾玉作、泥水作、裁缝作等不下二十二；开铺经营面食干果等种类繁多，各行各业争相做买卖。

——摘编自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

材料二   福建省是16世纪中期后种植玉米，迄今已有400余年历史。玉米首先在山区广泛栽培，成为人民的主要粮食。据记载明嘉靖、万历以前，原产巴西的花生传入我国，称“香芋”，初从海路至闽广。花生传入后，很快传播于闽东南沿海地区。番薯原产于美洲，引进福建大约在明朝万历年间。明万历年间到吕宋（今菲律宾群岛）经商的漳州人，把烟种携回月港（今龙海市海澄镇），先在石码镇种植。但由于种烟能够带来大笔利益，人们大量种烟取利，甚至有些地方的耕地的十分之六七都是种植烟草。

——摘编自林立杰《明清时期福建农业发展与农业商品化》

材料三   明清时期……兴起了一大批工商业市镇，尤以江南地区为盛。如棉纺织业发达的松江、制瓷业发达的景景德镇、冶铁业发达的佛山、长江的商品转运码头汉口等地……丝织巨镇盛泽镇本是青草滩上的一个荒村，“明初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间信之，以绫绸为业，始称为市”。因“丝绸之利日扩”，到乾隆时，“居民百倍于普，凌绸之聚亦且十倍……盖其繁阜喧盛，实为邑中诸镇之第一。”

——摘编自岳麓版高中新课程（《历史》必修（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