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曾出现过中国民族史撰述高潮，其中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各自撰写的《中国民族史》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这些著作大都以汉族同化、融合其他民族不断壮大为线索考察中国民族的发展历程，并认为中华民族发展的前途为各民族趋于汉化一途。1939年，顾颉刚有感于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分裂中国的阴谋，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提出“五大民族”一词是中国人作茧自缚，授人以分裂的口实，应该正名，“中华民族是一个”，边疆与内地为一体。 

——摘编自赵梅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与中国民族史撰述》

材料二：费孝通不赞同顾颉刚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华民族既是一体，又是多元，一体与多元原是辩证统一的概念。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施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费孝通参与并领导了这一工作，从中他“深切体会到民族是一个……具有亲切认同感的群体。”他于 20世纪80年代末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构建了有关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多元一体”理论。 

——摘编自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

材料一：梁启超主张改变那种仅从旧史记载中搜寻史料的习惯，打破正史修史过程中对史料的搜寻劣习，充分吸收地质学、考古学、人种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则不认，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钧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于枉施也。”“得史料之途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文字记载以外者，又可略分为三类：曰现存之史迹，曰传述之口碑，曰遗下之古物。”治学者应该将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和文字记录的史料二者结合使用，不可偏废。 

——摘编自周妤、王梅兰《梁启超史料观初探》

材料二：李大钊提出：“史学家固宜努力以求记述历史的整理，同时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历史理论是从历史事实中提炼归纳出来的。史学家必须“下一番功夫去作特殊事实的研究”，“才能作历史理论的基础”。通过考证而获得的事实，实为一般理论的研究必要的材料。必个个事实的考察，比较充分施行，而后关于普遍的理法的发现，始能比较得明确。有确实基础的一般理论，必于特殊事实的研究、有充分的准备始能构成。史实收集得不充分，考订得不确实，整理得不全面，有确实基础的一般理论的形成、发展是不可能的。 

——摘编自沙健孙《李大钊史学思想述论》

材料：国共两党对五四运动的纪念与评价（1919—1949）

结合所学知识，对不同时期国共两党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进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