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因为洋务运动是个双向活动，即中国学习西方，接纳西方文化，西方各国向中国传授先进技术，协助中国建立西式的工厂、学校、机关……所以它的成行只必须具备另一个重要条件：西方列强的意愿。“西人所望中国者，一曰非强不可，不强则生意阻滞不行，西人于此多不便也。二曰非富不可，不富则西国之物无能买也”。因此，列强的需要毕竟与中国的国情需要“里应外合”了。

——摘编自高路《洋务运动发生的必然与偶然》

材料二  自轮船（洋务企业的轮船）通行江海，东南舟车多已经失业。现在津通失业之民，以车为生者约一万人，以船为生者约三万人，以行店负贩为生者约二万人……铁路开通之后，此项人等作何安置……今之谋国者，第之外洋之利，而不知所夺者止为中国穷民之利。

——摘编自《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礼部尚书奎润等奏》

材料三 “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这段话出自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代表了维新派的共识。最后两句，批评了惨淡经营30年的洋务运动；同时，又说明了近代社会演变过程中的质、量、度。洋务运动带来的小变并不是坏东西，但那不过是一种量变。与这种“小变”不同的，是全变。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一：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封建官僚绅士，一方面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另一方面将这种思想付诸实施。自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他们进行了一场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强”“求富”运动，史称“洋务运动”。

——摘编自徐晓军《浅谈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

材料二：洋务派创办了一大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并派遣幼童到欧美留学，开近代教育之先河。其勇于实践与创新，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都为中国的近代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摘编自王贵兰《论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材料一 到了十九世纪，与我抗衡的是几个以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立国的强国。我们在道光年间虽受了重大打击，我们仍旧不觉悟，不承认国家和民族的危险，因此不图改革，枉费了二十年的光阴，直到受了英法联军和太平天国的痛苦，然后才有同治初年由奕訢、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

——张荫麟《中国史纲》

材料二 晚清时期的中国所匮乏的是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和政治形式，因此梁启超所致力建构的是一种以国民共同体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因为国民的独立自由是国家独立自由的前提，所以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既是肯定人的基本权利，也是强调国民拥有参与政治的权利。

——摘编自许纪霖《家国天下》

材料三 不言而喻，1919年的伟大思想浪潮是由许多因素共同造成的。北京大学已成为现代化的高等学府，蔡元培在北大任职时，欢迎来自全世界的各种思想，这种进步风气很快推动了语言改革运动。与此同时，由于日本的侵略，爱国民众日益关心国家的命运。军阀们为了私利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1919年山东问题的纠纷，使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达到新高峰。

——摘编自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

材料四 南昌起义的枪声，掀开了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振兴的新的一页。从那时起，他们从井冈山一路走来，走过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万里长征，走过艰苦卓绝、浴血荣光的14年抗战，走过“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解放战争，走过戍边御敌、投身建设改革的辉煌岁月⋯⋯

——《人民日报》社论

材料一   在经历为启动工业化奠定基础的过渡时期(大致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后，日本开始了工业化进程。首先，日本民营企业获得了较快发展，接着日本近代的财政、金融体制雏形初现。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及随后签署的《马关条约》，日本获得2亿两白银赔款及在中国开放港口的通商特权，工业化全面提速。1875 年到1885年，轻工业是日本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1900年到一战前，日本继续扩大轻纺工业品出口，促进生丝、棉纺织品的出口。与此同时，日本重工业和化学工业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经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与军事有关的工业开始迅速扩大。20世纪30年代后，作为新兴产业的电力、电机、通信、机床、车辆、化学、药品等产业也成长起来，日本迅速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摘编自郑有国、高文博《中日工业化道路比较分析及其启示》

材料二   1955年，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称：“只有重工业。才能供给我国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以最新式的装备。只有重工业，才能供给我国农业以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并帮助我国五亿农民最终地脱离贫穷状态。”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在强调重工业是建设重点的同时，要多发展些农业和轻工业，使重工业的发展基础更稳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布局.，并投资建设了一批机床厂，通过引进和消化国外先进技术，短期内就建立起由号称“十八罗汉”的重点企业构成的机床工业。正是拥有了制造机床的能力，中国的工业发展才真正具备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基础，逐步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从而使中国能从中端而非低端嵌入到世界产业链，缩短了在世界产业链.上的攀登时间。

——摘编自严鹏《优先发展重工业是顺应大势之举》

材料   鸦片战争后，中国再次开启了大规模的西学翻译活动。19世纪中后期，官方从事翻译工作的主要机构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其聘请的知名中国译员有徐寿、华蘅芳、赵元益等。1850-1899年，自然科学与应用技术方面的译书数量占到70.4％；从译书语种来源看，译自英国的书籍占50.5％，美国的占14.5％，日本的占15.1％，俄国的仅占0.3％。19世纪末以来，国人对西方政治、法律制度方面书籍的翻译出版需求迅速提升。仅1902-1904年，关于此类书籍的翻译就占到了49.5％，而关于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领域的译书占比则下降到31.55％。1902-1904年的译书中，60.2％译自日本，英美为16.8％，俄国只占0.7％。

——摘编自钱存训《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材料一   19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人用条约制度把古老的中国社会拖出了旧轨。在这个过程里出现的西学东渐，使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看到了与惯见稔熟之物不同的另一种东西。由此产生的比较，与中华民族在磨难中的苦痛交织在一起，但又以近代的欧西映衬中世纪中国，显示了先进与落后的不同。这种矛盾，曾使每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忧时之士在抵拒侵逼的同时又不能不以彼律己，省察自身，于是而有历时久远的中西之争和每一代人择取西学的不同命题。

——摘编自杨国强著《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材料二   欧战后很多中国人几乎形成一种共识—世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故“新文明”“新世界”“新中国”“新社会”“新人”逐渐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新文化”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名词之一、且几乎可以涵盖上述其他所有名词。五四学生运动之后，蔡元培就希望全国学生要担起“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的责任。有人甚至认为“要救济今日社会无限的危险，增进将来社会无限的可能，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化，不能不创造新文化”。或正是看到了“文化运动”与“创造新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有人开始使用“新文化运动”一词。稍后更有人总结“创造新文化，传播新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

——摘编自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