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梁启超曾在《戊戌政变记》中明确指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有学者研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真正意义上的崛起是在 20世纪初。就影响而言，随着西方近代启蒙思想不遗余力地被引介，各种启蒙刊物的广泛印行，犹如时人所言：即苏已死之国魂而争存世界，“发明民族主义不为功矣。”究其内容而言，此时民族主义思潮业已超越了戊戌志士尚还恪守的“华夷之辨”，矢志以求的不仅仅是传统士大夫的社稷安危和宗庙覆亡，而是明确地揭示了这一思潮作为近代最具统摄力的意识形态本质特征：也就是欲戢列强鹰瞵鹗视之态，以纾华族豆剖瓜分之祸，唯有发挥本民族种种特性，合其权以为权，合其志以为志，合其力以为力，“当以建民族国家为独一无二之义。” 

——摘编自胡成《略论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对边疆事务的构思》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近代史的知识，自拟一个论题，并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合理，史论结合，史实准确，逻辑清晰。）

材料   思想革命与经济生活的革进在表现的方式上完全不同。经济的变动如果是革命性的，则必然影响到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思想革命则不然，它乃是少数杰出思想家的事。当然，少数思想家能进行思想革命亦并非完全依靠他们的智慧；换言之，思想的革新不是完全由孤立的思考产生的，它同时也是思想家吸收并提炼他人的生活经验的结果。

——摘编自余英时《工业文明之思想基础》

就上述材料中的全部或部分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运用中国近现代史的史实进行阐述。（说明：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述表达清晰）

一本书的遭遇

材料一：1895年秋冬，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群情激愤，痛心疾首，广州民间书局印行了曾任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下图）。此时此刻，此书甫一出版自然洛阳纸贵，风行天下。人们惊讶地发现，这部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八年前的1887年就已成书，然而一直未能出版。曾有人指责黄："如果此书早就出版，国人了解日本，主战派大臣就不会轻易言战，于是战争赔款"偿银二万万可省矣"。

——摘编自雷颐《帝国的覆没—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困局》

材料二：近代对日本明治维新了解程度之深且影响之著者，可数近代著名爱国外交官黄遵宪。他敏锐地看到明治维新的成效，又指明日本在追求富强的同时已有称霸野心，中国首当其冲可能遭受其害。《日本国志》于1887年夏完成。1888-1889年间，黄遵宪通过北洋大臣李鸿章、两广总督张之洞向总理衙门推荐，但被"久束高阁"。黄遵宪转而寻求民间出版，但仍遭冷遇，说明民间认为有关日本之书不值得出。这本书迟至1895年底甲午战败后才正式刊行。对此，时人痛惜万分，称"虽风行一世，而时已晚矣"。

--摘编自戴东阳《论黄遵宪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认识》

根据材料并结合史实，以"一本书的遭遇"为题写一则历史短文。（要求：表述成文，叙述完整；立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材料一   近代以来，随着国门洞开，西方音乐观念和创作技法不断传入中国，客观上助推了中国音乐观念的变化。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掀起“新民”思潮，受此影响，音乐界兴起了以“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为目标的“音乐启民思潮”，音乐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近代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导致音乐教育缺乏基本的普及性与广泛性。于是，一些学者提出“教育权利大众化”“教育平等”等理念，许多音乐界人士大力提倡音乐教育走向普罗大众，音乐教育平民化思想不断兴起。

——摘编自汪鹏宇《论中国近代民众音乐教育》

材料二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蔡元培等人推动并建立了专门从事音乐师范教育的机构，如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操专修科。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创办了“晓庄学校”，该校面向社会招生，音乐教育成为陶行知普及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适应社会新思潮，一批新式音乐社团纷纷成立，其中既有人民群众自发组成的各种地方戏曲、民族器乐的业余音乐社团，如“大同乐会”“德音琴社”“文明雅集”，又有由音乐教师、学生组织的新的音乐社团，如上海中华美育会、国乐改进社。这改变了只有所谓“贵族”才能享用音乐的历史，对封建势力产生了强烈冲击。“五四”之后，音乐越来越走向人民大众。

——摘编自董影影《“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我国音乐的平民化影响》

材料一   与戊戌变法相比，长达十年以上清末新政，无论就这一改革所导致的社会动员的广度和深度而言，还是新政各项政策在社会和地方各层面产生的消极和积极的后果而言，它都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信息。新政运动在教育、军事、财政、法制、路矿、实业、地方自治和立宪政治各方面的广泛展开，引起了从革命派、激进立宪派、温和派到保守派和儒家的原教旨派相当激烈的反应和政策思想冲突。从当朝权贵到地方督抚，从留学生到破落的塾师，从农民、士绅、商人到洋场买办，纷纷在海内外各种报刊上发表不同的言论，彼此针锋相对。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也都积极调动各自拥有的社会资源来影响决策。

——摘编自萧功泰《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研究）

材料二   清政府实行的新政虽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但在执行过程中无力解决“新政”所需资金，只能加重旧税，增设新税……“新政”曾下令废止清朝长期实行的捐官制度，但实则一直存在，这就降低了官员的素质，助长了腐败……清末“新政”没有挽救清政府的命运，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

——自高旺《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

材料一   19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人用条约制度把古老的中国社会拖出了旧轨。在这个过程里出现的西学东渐，使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看到了与惯见稔熟之物不同的另一种东西。由此产生的比较，与中华民族在磨难中的苦痛交织在一起，但又以近代的欧西映衬中世纪中国，显示了先进与落后的不同。这种矛盾，曾使每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忧时之士在抵拒侵逼的同时又不能不以彼律己，省察自身，于是而有历时久远的中西之争和每一代人择取西学的不同命题。

——摘编自杨国强著《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材料二   欧战后很多中国人几乎形成一种共识—世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故“新文明”“新世界”“新中国”“新社会”“新人”逐渐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新文化”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名词之一、且几乎可以涵盖上述其他所有名词。五四学生运动之后，蔡元培就希望全国学生要担起“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的责任。有人甚至认为“要救济今日社会无限的危险，增进将来社会无限的可能，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化，不能不创造新文化”。或正是看到了“文化运动”与“创造新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有人开始使用“新文化运动”一词。稍后更有人总结“创造新文化，传播新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

——摘编自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