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全国铁路，起海陆军而强中国……今何时乎？列国交通竞争、互校优胜劣败之时也。……夫辟地利，开明智、通商业、广邮政，起农工林矿之业，达辽、蒙、准、藏、滇、桂之防，皆非铁路不为功矣。凡铁路所到之处，即为文明繁盛，铁路未开之所，即为闭塞榛荒，此万国已然之迹也。而达国广土，需之尤迫。

——康有为《清计全局筹巨款以行新政筑铁路起海陆军折》（1898.9）

请简要评析康有为“筑全国铁路”之建议。

材料   思想革命与经济生活的革进在表现的方式上完全不同。经济的变动如果是革命性的，则必然影响到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思想革命则不然，它乃是少数杰出思想家的事。当然，少数思想家能进行思想革命亦并非完全依靠他们的智慧；换言之，思想的革新不是完全由孤立的思考产生的，它同时也是思想家吸收并提炼他人的生活经验的结果。

——摘编自余英时《工业文明之思想基础》

就上述材料中的全部或部分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运用中国近现代史的史实进行阐述。（说明：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述表达清晰）

一本书的遭遇

材料一：1895年秋冬，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群情激愤，痛心疾首，广州民间书局印行了曾任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下图）。此时此刻，此书甫一出版自然洛阳纸贵，风行天下。人们惊讶地发现，这部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八年前的1887年就已成书，然而一直未能出版。曾有人指责黄："如果此书早就出版，国人了解日本，主战派大臣就不会轻易言战，于是战争赔款"偿银二万万可省矣"。

——摘编自雷颐《帝国的覆没—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困局》

材料二：近代对日本明治维新了解程度之深且影响之著者，可数近代著名爱国外交官黄遵宪。他敏锐地看到明治维新的成效，又指明日本在追求富强的同时已有称霸野心，中国首当其冲可能遭受其害。《日本国志》于1887年夏完成。1888-1889年间，黄遵宪通过北洋大臣李鸿章、两广总督张之洞向总理衙门推荐，但被"久束高阁"。黄遵宪转而寻求民间出版，但仍遭冷遇，说明民间认为有关日本之书不值得出。这本书迟至1895年底甲午战败后才正式刊行。对此，时人痛惜万分，称"虽风行一世，而时已晚矣"。

--摘编自戴东阳《论黄遵宪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认识》

根据材料并结合史实，以"一本书的遭遇"为题写一则历史短文。（要求：表述成文，叙述完整；立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材料一   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多分，杂以九等。……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元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

——《天朝田亩制度》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在中国社会发生的洋务运动，是一场清政府为了拯救其垂危统治，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达到富强之目的的活动。洋务派创办的一批近代军、民用企业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开端，带动了后期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展。

——摘编自夏元东著《洋务运动史》等

材料三   戊戌变法兴起于民族危难之时，变法维新思潮的灵魂是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维新思想家着重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民族危机。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思想家大量译介西方的著作，传播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进步的学者们开始从传统儒家思想以外的思想理念，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把西方的先进政治文化和治国理念引入中国，希望从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从改变国家落后的思想面貌着手，寻求富强御侮之道。

——摘编自史仲文、胡晓林主编《中国全史：中国清代思想史》等

材料一   在中国长期的大一统历史中，元朝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在中原建立的第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而且把大一统国家治理模式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峰。元朝基本上实现了对西藏、西域、云南和岭北等边疆地区的直接管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统一多民族国家政策。这是以往中原王朝难以企及的政治成就，也是元朝历史不同于前代的特殊性。

——乌云高娃《元朝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及启示》

材料二   鉴于新疆、西藏两地“道路僻远，人士多畏之”，康有为提出：“吾欲以四川合于西藏，谓之川藏部；甘肃合于新疆，谓之陇回部。然后本部大臣乃得以陇、蜀之人才佐回、藏之政事，其亦不可已乎？”他又说“昔《禹贡》分别五服，极有旨意，后世不知此义矣。今分国为二服，凡东、西、南、北、中五部曰甸服，辽、蒙、回、藏四部曰卫服。甸服专用中央集权之法，卫服专用分设政府之法，云南僻远而界英、法，属多土司，可略采卫服之制。”在中央民部也可作相应调整，“九部大臣皆当列于政府，若虑人数太多，则或以二相，一管内五部，一管外四部，如古二伯之制，亦理之宜也。”

——改编自康有为《官制议》（1903年）

材料三   建立绝对君主制和民族国家的努力是一场伟大而复杂的斗争，它面临着很多敌人：开始的时候，敌人主要是罗马教廷和贵族割据势力；但随着一些民族国家的出现，不免就会发生某些民族国家本身成为其他民族争取自由的斗争对象的情况。17—18世纪是各绝对王权国家之间战争最频繁的年代。在所有这些战争中，最为重要的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因为这场战争以其特殊的惨烈性，激发了有关自然法问题的一些创造性思考，这种思考产生了一套旨在限制国家战争破坏性的现代国际法体系。

——改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上）》

材料   中国近代的国家主权思想

鸦片战争后国家主权思想开始在中国兴起，纵观国家主权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和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对国家主权的认识主要来自《万国公法》（该书于1863年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受托译出），他们把《万国公法》视为“彼此可相维系而不可统属之道”，在外交实践中援引《万国公法》维护国家主权。第二阶段是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喊出了“兴民权”的口号，梁启超论证了民与国、民权与国权的密切关系：“国者何？积民而成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第三阶段是辛亥革命时期。邹容主张：“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侵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胡汉民认为，主权“即独立权也，其为独立也，以对于外部不受干涉，为其活动之原则”。

——摘编自侯德彤《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的兴起与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