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880，前直隶提督刘铭传上奏《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一石激起千层浪，刘铭传的奏议引发了一场朝廷内部关于铁路问题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壁垒双方，旗帜鲜明。李鸿章等洋务派力陈铁路之用，"考铁路之兴，大利有九端"：便于国计、便于军政、便于京师、便于民生、便于转运、便于邮政、便于矿务、便于轮船招商、便于行旅。除此之外，洋务派还认为，铁路具有“快捷、安全、制敌、弥内乱、节俭军费”等特点，因此，开通铁路有"万国缩伏，三军必皆踊跃"的作用。同时，也有官员对修筑铁路极力反对。以驻英副使刘锡鸿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修筑铁路的主要弊端有三： 一是有害风水，“山川之灵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二是有害课税，“则走私漏税之弊百出，国课益以不供”；三是有害国防，千里铁路“势难节节严守"，外敌“一奋臂可直入室矣”。

这次论战，守旧势力占据上风。清廷于1881年2月14日发布上谕：“叠据廷臣陈奏，金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著毋庸议。"刘铭传修建铁路的主张虽然夭折，但洋务派主持修建的唐胥铁路却在1881年建成。唐胥铁路计长20余里，由开平矿务局投

资修建，主要用于运输开平煤矿生产的煤炭。

——摘编自曾凡炎《洋务派对中国早期铁路建的贡献》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刘铭传主张修建铁路一事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下列卡片摘录了近代以来一些时段上海道路的命名情况：

——摘编自刘云耕主编《上海市路名大全》

结合所学知识，将卡片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依据至少2张卡片的内容提出一个观点，并运用中国近现代史的相关知识予以论述。（要求：写出卡片排序，观点明确，论证充分，史实准确，表述清晰）

自19世纪末以降，中国史学经历过三次明显的转型。这三次转型的中心议题，都在于寻求史学“话语体系”的革新，其结果是出现了三种形态不一的“新史学”。第一次变学转型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中间经历过梁启超等人倡导的“史界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学术“西化”等不同阶段，而其目标所向一直都是改造传统史学，实现中国史学的“现代化”。第二次转型发生在1949-1966年间，其结果是确立了一种由党性原则所主导的“新史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旗帜，效法苏联史学的范式和体系，基于意识形态的基本元素，构造出一套新的史学话语。“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史学进入第三次转型，倡导思想解放，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

——李剑鸣《欧美史学的引入与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一个当代学术史的考察》

请结合上述材料和中国现代史知识，围绕“中国史学转型”的主题，自拟一个论题，并加以释。（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达准确。）

材料一   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多分，杂以九等。……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元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

——《天朝田亩制度》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在中国社会发生的洋务运动，是一场清政府为了拯救其垂危统治，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达到富强之目的的活动。洋务派创办的一批近代军、民用企业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开端，带动了后期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展。

——摘编自夏元东著《洋务运动史》等

材料三   戊戌变法兴起于民族危难之时，变法维新思潮的灵魂是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维新思想家着重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民族危机。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思想家大量译介西方的著作，传播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进步的学者们开始从传统儒家思想以外的思想理念，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把西方的先进政治文化和治国理念引入中国，希望从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从改变国家落后的思想面貌着手，寻求富强御侮之道。

——摘编自史仲文、胡晓林主编《中国全史：中国清代思想史》等

材料   中国近代的国家主权思想

鸦片战争后国家主权思想开始在中国兴起，纵观国家主权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和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对国家主权的认识主要来自《万国公法》（该书于1863年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受托译出），他们把《万国公法》视为“彼此可相维系而不可统属之道”，在外交实践中援引《万国公法》维护国家主权。第二阶段是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喊出了“兴民权”的口号，梁启超论证了民与国、民权与国权的密切关系：“国者何？积民而成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第三阶段是辛亥革命时期。邹容主张：“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侵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胡汉民认为，主权“即独立权也，其为独立也，以对于外部不受干涉，为其活动之原则”。

——摘编自侯德彤《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的兴起与演进》

材料一   元代大运河裁弯取直，改变了隋唐形成的运河格局。大运河的河道长度、漕运范围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运河的运转也变得更为复杂，这客观上对保证大运河正常运转的管理制度提出了更高的求。……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运河南北贯通，运河的格局、路线、重要性等方面都异于前代，运河漕运开始进入全新时期，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导致管理制度亦较前代有了明显的不同。虽然大运河全线贯通，但终元一代，海运占主导地位，故而研究元代大运河管理制度时不可避免要涉及海运管理。

——摘编自钟行明《元明清大运河管理制度的演进》

材料二   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雏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

——张正明《明清时期的山西盐商》

而传统的城镇，商业机能则日渐浮现……1500~1800年的三百年间，方志资料显示这是一段市镇稳定成长时期，尤其在正德、万历年间以迄清代乾隆时代，市镇的数量平均增加一、二倍以上，而且有许多市镇达到空前的繁荣。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

材料三   随着明初“开中法”的实施，北方边境贸易发展很快。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边境贸易更是日趋活跃，晋商几乎垄断了中俄之间的边境贸易。明后期实施的“一条鞭法”，使“役归于地”，税“概以银征收”，商人免除了劳役之苦。“康乾盛世”时期，康熙实行了“摊丁入亩”的政策，取消了几千年来一直沿袭的人丁税，使封建人身束缚得以松弛，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咸丰开始，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化，国内战事频繁，当时军阀割据，土匪纷起，以致晋商票号各分庄损失巨大。洋务运动中兴之际，恰是山西票号极盛于各地之时，我国封建社会中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受高额地租率的影响，晋商把利润大量投向土地，以获取坐享其成的地租，没有把票号与民用工业结合起来。19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

——摘编自张泽一《晋商兴衰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