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880，前直隶提督刘铭传上奏《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一石激起千层浪，刘铭传的奏议引发了一场朝廷内部关于铁路问题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壁垒双方，旗帜鲜明。李鸿章等洋务派力陈铁路之用，"考铁路之兴，大利有九端"：便于国计、便于军政、便于京师、便于民生、便于转运、便于邮政、便于矿务、便于轮船招商、便于行旅。除此之外，洋务派还认为，铁路具有“快捷、安全、制敌、弥内乱、节俭军费”等特点，因此，开通铁路有"万国缩伏，三军必皆踊跃"的作用。同时，也有官员对修筑铁路极力反对。以驻英副使刘锡鸿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修筑铁路的主要弊端有三： 一是有害风水，“山川之灵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二是有害课税，“则走私漏税之弊百出，国课益以不供”；三是有害国防，千里铁路“势难节节严守"，外敌“一奋臂可直入室矣”。

这次论战，守旧势力占据上风。清廷于1881年2月14日发布上谕：“叠据廷臣陈奏，金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著毋庸议。"刘铭传修建铁路的主张虽然夭折，但洋务派主持修建的唐胥铁路却在1881年建成。唐胥铁路计长20余里，由开平矿务局投

资修建，主要用于运输开平煤矿生产的煤炭。

——摘编自曾凡炎《洋务派对中国早期铁路建的贡献》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刘铭传主张修建铁路一事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下列卡片摘录了近代以来一些时段上海道路的命名情况：

——摘编自刘云耕主编《上海市路名大全》

结合所学知识，将卡片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依据至少2张卡片的内容提出一个观点，并运用中国近现代史的相关知识予以论述。（要求：写出卡片排序，观点明确，论证充分，史实准确，表述清晰）

自19世纪末以降，中国史学经历过三次明显的转型。这三次转型的中心议题，都在于寻求史学“话语体系”的革新，其结果是出现了三种形态不一的“新史学”。第一次变学转型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中间经历过梁启超等人倡导的“史界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学术“西化”等不同阶段，而其目标所向一直都是改造传统史学，实现中国史学的“现代化”。第二次转型发生在1949-1966年间，其结果是确立了一种由党性原则所主导的“新史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旗帜，效法苏联史学的范式和体系，基于意识形态的基本元素，构造出一套新的史学话语。“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史学进入第三次转型，倡导思想解放，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

——李剑鸣《欧美史学的引入与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一个当代学术史的考察》

请结合上述材料和中国现代史知识，围绕“中国史学转型”的主题，自拟一个论题，并加以释。（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达准确。）

材料一   在经历为启动工业化奠定基础的过渡时期(大致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后，日本开始了工业化进程。首先，日本民营企业获得了较快发展，接着日本近代的财政、金融体制雏形初现。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及随后签署的《马关条约》，日本获得2亿两白银赔款及在中国开放港口的通商特权，工业化全面提速。1875 年到1885年，轻工业是日本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1900年到一战前，日本继续扩大轻纺工业品出口，促进生丝、棉纺织品的出口。与此同时，日本重工业和化学工业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经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与军事有关的工业开始迅速扩大。20世纪30年代后，作为新兴产业的电力、电机、通信、机床、车辆、化学、药品等产业也成长起来，日本迅速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摘编自郑有国、高文博《中日工业化道路比较分析及其启示》

材料二   1955年，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称：“只有重工业。才能供给我国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以最新式的装备。只有重工业，才能供给我国农业以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并帮助我国五亿农民最终地脱离贫穷状态。”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在强调重工业是建设重点的同时，要多发展些农业和轻工业，使重工业的发展基础更稳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布局.，并投资建设了一批机床厂，通过引进和消化国外先进技术，短期内就建立起由号称“十八罗汉”的重点企业构成的机床工业。正是拥有了制造机床的能力，中国的工业发展才真正具备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基础，逐步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从而使中国能从中端而非低端嵌入到世界产业链，缩短了在世界产业链.上的攀登时间。

——摘编自严鹏《优先发展重工业是顺应大势之举》

材料   鸦片战争后，中国再次开启了大规模的西学翻译活动。19世纪中后期，官方从事翻译工作的主要机构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其聘请的知名中国译员有徐寿、华蘅芳、赵元益等。1850-1899年，自然科学与应用技术方面的译书数量占到70.4％；从译书语种来源看，译自英国的书籍占50.5％，美国的占14.5％，日本的占15.1％，俄国的仅占0.3％。19世纪末以来，国人对西方政治、法律制度方面书籍的翻译出版需求迅速提升。仅1902-1904年，关于此类书籍的翻译就占到了49.5％，而关于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领域的译书占比则下降到31.55％。1902-1904年的译书中，60.2％译自日本，英美为16.8％，俄国只占0.7％。

——摘编自钱存训《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材料一   19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人用条约制度把古老的中国社会拖出了旧轨。在这个过程里出现的西学东渐，使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看到了与惯见稔熟之物不同的另一种东西。由此产生的比较，与中华民族在磨难中的苦痛交织在一起，但又以近代的欧西映衬中世纪中国，显示了先进与落后的不同。这种矛盾，曾使每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忧时之士在抵拒侵逼的同时又不能不以彼律己，省察自身，于是而有历时久远的中西之争和每一代人择取西学的不同命题。

——摘编自杨国强著《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材料二   欧战后很多中国人几乎形成一种共识—世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故“新文明”“新世界”“新中国”“新社会”“新人”逐渐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新文化”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名词之一、且几乎可以涵盖上述其他所有名词。五四学生运动之后，蔡元培就希望全国学生要担起“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的责任。有人甚至认为“要救济今日社会无限的危险，增进将来社会无限的可能，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化，不能不创造新文化”。或正是看到了“文化运动”与“创造新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有人开始使用“新文化运动”一词。稍后更有人总结“创造新文化，传播新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

——摘编自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