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多民族是中国最基本的民族国情，中国有着丰富的民族思想，其核心是华夷观，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华夷共祖”“华夷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是一部华夏文化与蛮夷戎狄的文化不断融合，华夏集团不断吸收消化蛮夷戎狄，使蛮夷戎狄不断进入华夏集团从而使中国和中华民族从小到大不断发展的历史。“华夷”虽有二元的含义，但“华夷”本身即具有民族共同体的含义。先秦时期华夏族被简称为“华”，“华”之外的民族群体在很多情况下被泛称为“蛮夷戎狄”，两者共同生存发展于夏商周疆域之内。“蛮夷戎狄”仅仅是一种文化分类，并没有民族歧视含义。

——摘编自王柯《文明论的华夷观——中国民族思想的起源》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对殖民侵略的反抗过程，也是从“华夷之辨”到中华民族的建构过程，正是同仇敌忾的反抗侵略斗争，成就了中华民族；对满族王权的反抗过程，同时也是“新民”的建构过程，将大清皇帝的子民改造为中华民国的国民。因此，正如“民族国家”这个合成词所表达的那样，“民”标示着这个新国家的政治属性，她不再是一家一姓之国家，而是人民之国家；“族”标示着这个新国家的文化属性，她是中华民族之国家。

——据翟志勇《中华民族与中国认同——论宪法爱国主义》

材料一   “化外人”概念最早出现于唐《贞观律》，对于中原王朝，“化外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不识中原礼仪，故而在法律中予以单独规定，区别对待。这一时期，中外交流往来频繁，大量海外国家、周边藩国和部族的“化外人”来到中国，为能够更好地协调“化外人”与本土百姓间发生的纠纷，有必要对“化外人”进行专门立法规定。从律文本身到统治者的政策态度，对“化外人”都给予了充分的尊重与包容，彰显了开放的胸怀，塑造了良好的国际形象。这些规定，吸引了大批“化外人”来华经商、从政，有些甚至长期定居中国，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

材料二   明朝仍然参照唐律制定本朝律法，但“化外人”的概念及律文相关规定发生了较大变化。经过辽、西夏、金和蒙元的统治，民族交流与融合进一步增强。许多原中原王朝的周边部族和国家在辽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期间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管辖范围之内，对于“化外人”单独设立条款予以特殊对待的必要性下降。

材料三   1906年编成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律》规定的《中外交涉案件处理规则》中确认：“凡关涉外国人案件具依现行条约审讯”；外国人在中国犯罪，一律由其本国领事按其各该国法律审理等等。

——上述材料皆摘编自管伟康《“化外人”规定的历史变迁》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大动荡，民族危机深重，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外患环生，内乱叠起，法律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变化的主要特征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法系开始解体及西方法律的输入。特别是20世纪后，先进的中国人认为法律有利于活跃人们的思想、开阔视野。近代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在考订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和浩繁的法学文献的同时，积极引进资产阶级法律，有力地推进了法学研究和立法工作，这种努力与空前的民族、政治、社会危机交织在一起，也推动了中国法律的现代化。

——摘编自袁敏殊《西方法律、法学的输入与中国法制的近代化》

材料二   “文化大革命”那样长达十年的全局性失误，一度把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提到了紧迫关口。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主要是为了理顺体制、机制和基本制度的关系，而今天的民主政治建设则通过巩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展示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增强我们的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长期所谓“一党独大”的新加坡等国的政治稳定，都表明一种“非西式的民主”正在兴起。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即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制度的影响力，适逢其时。

——摘编自侯惠勤《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

材料三   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1988年，宪法第11条增加“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1993年，宪法第15条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新时期以来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特别是经济方面，制定了《商标法》《会计法》《审计法》《银行法》《保险法》《计量法》《公司法》《外资企业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等。1979—1997年，全国法院工作人员从5.8万人发展到29.2万人。到1996年，全国专门的检察人员发展到15.7万人。

——摘编自蔡定剑《历史与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