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粤海关志》明确记载：“凡外洋夷船到粤海关，进口货物应纳税银，督令受货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至外洋夷船出口货物应纳税银，洋行保商为夷商代置货物时，随货扣清，先行完纳。”行商(时称“洋商”)的介入改变了原有的征税程序，从商人—税务人员之间的交往变为外商—行商—税务人员之间的交往，行商在征税的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这种制度设计在使清政府得以避免与外商发生直接接触、维持天朝体制的同时，也使其获得了稳定的巨额关税。在设计这种制度的过程中，既有避免和外人直接交涉造成麻烦的考虑，也有为不熟悉中国制度的外人提供方便的考虑。但就是这种制度引起了外商们的疑惧。

——摘编自任智勇《晚清海关二元体制沿革考》

材料一 “凡贸易，金太贵，而不便小用； 米不能久而不便大用； 钱近实，而易伪易杂； 钞太虚，亦复有泡烂。是以白金之为币，长也。”对于民众来说白银有保值和储存的便利，最为关键的是，白银具有免于被权力轻易掠夺的货币本性，朝廷至少无法“印”出白银来。

——摘编自魏千志《明清史概论》

材料二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货，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

——摘编自《明史·食货志》

材料三 白银货币化的发展使得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许多前所未有的特征，产业的非农化程度加深，生产日益商业化，工商业市镇兴起和繁荣……由于西北地区没有白银来源，该地区的农民为了纳税只能以谷换银。由于自然灾害，谷物收成欠佳，加之白银稀缺，此时却需要用比平时更多谷物才能换得纳税所需之银两，走投无路的农民因此揭竿而起也就不足为怪了。

——摘编自陈昆《明代白银货币化的社会影响》

材料一   明代学者沈思孝说：“山西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宋应星则指出：“商之有本者，大抵秦、晋、徽郡三方之人。”《清高宗实录》记载：“山西富户，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

——摘编自王俞现《中国商帮600年》

材料二 晋商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票号，从票号转型为银行，晋商原本也有机会。洋务运动给中国带来了现代银行体系，慈禧太后治下的中央银行以及后来的大清银行，都曾想把经营中央银行的权力交给晋商，但是，晋商自己坚决拒绝了。

——摘编自郎咸平《中国商帮》

材料三 “宁波帮”做买办的收入很丰厚，然而他们并不像晋商那样，把钱都用于买地、买房甚至是窖藏。宁波商人除了满足一些奢侈的享受，主要把财产用于投资新行业和改造原有产业，如进出口贸易、近代航运业、近代工业和金融业。他们在这些行业大获成功，甚至可以说，近现代上海的繁华，很大程度上都是宁波商帮开创和塑造的。

——摘编自梁小民《回望商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