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是封建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和转型的时期，立国之初就“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使社会上形成了一种“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的趋势。与土地制度的变化相适应，封建剥削方式也发生变化。同时，在官私手工业作坊中也普遍实行了有利于提高生产积极性的雇佣制度。新的社会经济关系使宋代商品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以至于有人认为宋代发生了“商业革命”。

——梁泉《我们只有一个中国》

材料二   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富足，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市民的富裕闲暇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文化高度繁荣，戏曲、杂技、音乐、诗歌、小说等都在宋代高度繁荣。

——詹子庆主编《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

材料三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指出：“若说近世史应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应当是宋以后……宋代发生了商业革命……北宋以后堪称近代史。”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材料一   唐、宋、元时期国内与周边部分海域茶叶贸易沉船一览表

——摘编自张聪《论华光礁Ⅰ号沉船出水茶器与宋代茶叶海外贸易之关系》

材料二   宋代是中国茶叶贸易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茶叶作为流通范围广泛的商品之一，远传至大理、西夏、金国、吐蕃甚至海外，京师经济地位逐渐上升，“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宋代政府通过颁布“榷茶法”，实行“以茶治边”等手段对茶叶贩卖、交易进行控制乃至垄断，在财政收入获得增加的同时，朝廷每岁还“以一百一十三万缗隶总领所赡军”，中央政府与边境地区的贸易往来频繁。据记载，治平年间，每岁“课增六十余万，而茶税钱居四十九万八千六百”，景德年间仅东南地区茶商就获得了360多万贯的利润。此外，宋代时期，在契丹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墓室中还出土了《备茶图》《敬茶图》等绘画作品。

——摘编自王伟、龙谨如《宋代茶叶域外流通及文化传播研究》

材料   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之间经济往来十分密切，宋金贸易尤为突出。南宋曾多次“禁客旅私贩茶货，私渡淮河，与北客私相博易”，但民间贸易仍有发展。

由南宋贩入金的，有米、麦、 粟、茶叶、水牛皮、漆货、箭竿、 羽毛、皮革、银两、铜钱、书籍等物，甚至还有耕牛等重要的农业生产工具。由金贩入南宋的，有食盐、麦面等物。

民间贸易的路线，主要集中在淮河流域。当时南北货运不畅，双方的物品因供需失调而价格相差悬殊，故利润较为丰厚。由于重利的吸引，参与宋金民间贸易的人数众多。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会要辑稿》《中外历史纲要》(上) 等

材料一   在拓展宗教神权的过程中，罗马教廷从11世纪末开始，先后发动西欧各国对中近东地区持续约两个世纪的战争，即“十字军东征”。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宗教大会上发表富有煽动性的演说，“踏上通往圣地的道路吧。从邪恶的种族那里夺回那片土地，将它控制在你们的手中。耶路撒冷是地球的中心，那片土地的富庶远在其他地区之上，像另一个灿烂的天堂。”

——摘编自孟广林《世界中世纪史》

材料二   泉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一千多年来各种宗教在此长期共存，和谐发展。泉州早在五千年前就有闽越族在此聚居，艰苦的耕海牧洋生活，使其具有泛神信仰特征，只要是有用的、有利的神灵就加以信奉。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大量阿拉伯人、波斯人等来此经商、定居，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宗教相继传入泉州。信奉伊斯兰教的商人与汉族通婚，繁衍后代，成为回族的祖先，泉州社会逐步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构成的移民社会。宋元政府采取较为开放的姿态，授予不同宗教背景的蕃商相应官职，管理泉州的商贸活动，例如南宋长期掌管泉州市舶司的蒲寿庚就是穆斯林。

——摘编自马照南《泉州宗教文化相容共存之品格与现代价值》

材料三   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引发了欧洲各地的宗教纷争，新教派和天主教会之间的冲突激化，导致了长期的宗教战争，例如德国三十年战争将欧洲各个国家卷入战争。战争的可怕后果迫使各方开始寻求和平解决宗教争端的途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规定各国统治者有权自由选择国家的宗教信仰，各派别可以在自己的领土上自由行使宗教信仰。条约的签署为宗教宽容提供了有力的政治支持。一些开明君主和思想家进而主张国家与教会分离，不允许宗教干涉国家政治和世俗生活，宗教只是为促进个人道德修养和保持“良心”的手段。荷兰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强调个人的内心信仰和良知，主张人们应该通过理性和教育来解决宗教争端，而不是通过暴力和迫害。

——摘编自孙浩然《近代欧洲宗教宽容的起源及其启示》

材料一   忽必烈在江南实施“安业力农”“宜安本业”的政策，保持了江南大土地占用及租佃制秩序。元政府重商和重市舶，江南商业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出现了“举世治筐箧”，“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士无入仕之阶”，“乃弃所学”，“作技巧鬻贩以为工匠商贾”，金陵人李汝成谢绝京师官僚仕进劝告，“贾六合市上，物价减恒市人之半”。是时，沿海地区“家家浮生多在船”，“竞卖田宅行盐钱”，人们竞相从事盐商和海外贸易。

——摘编自李治安《蒙元帝国与13～14世纪的中国社会秩序》

材料二   明代初年，江苏平望镇、江南市、新杭市、震泽镇有千余家，吴江镇、同里镇、黄溪市有二千余家，盛泽镇有万余家。浙江王江泾镇“居者可七千余家”，濮院镇、新城镇“今可万余家”。湖州双林、菱湖、琏市、乌镇、南浔“所环人烟小者数千家，大者万家”，荒僻的嘉定新河、南汇周浦发展成为大镇。这些市镇星罗棋布地分散于江南各府县。盛泽镇的丝织业，出现了“有力者雇人织挽”，计日受值。苏州城东比户皆织，不啻万家，产品畅销全国。史载，“天下饮食衣服之侈，未有如苏州者”，附近城镇也是如此。

——摘编自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

材料一   宋元时期的数学著作（部分）

——摘编自武婷婷《中国古代数学的经济运用研究》

材料二   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在著名的《数学九章》中设计了一道算术题，大致意思是：甲乙丙丁四个人一起合作出资到海外做贸易，个人所出的本钱不同，有的是金子，有的是银子，有的是盐等，他们之间还有互借。海外归来后，购买到的商品有沉香、胡椒和象牙。那么，他们各自应该得到多少回报？

——摘编自吴晓波《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