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武帝的开拓事业，论范围，论时间，都比秦始皇加倍，费用自然也加倍；光是元朔五、六年间对匈奴的两次胜利，“斩捕首虏”的酬赏就用去黄金二十余万斤。武帝又厉行水利建设，这又是财政上一大例外的支出。武帝最初的货币政策，是发行成本低而定价高的新币。以白鹿皮方尺为皮币，当四十万钱，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须用此作礼物。后来武帝实行币制的彻底改革，集中货币发行权，严禁各地方政府铸钱。

——摘编自张荫麟《中国史纲》

材料二 川蜀用铁钱，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交子之创始者，实为蜀中豪商。至天圣初，交子铺信用失坠，不能如数兑现，乃遭封闭。封闭后商业骤然凋敝，后特设国营交子务，由国家发行，流通区域限于川蜀。神宗熙宁间，交子发行已扩展于河东及陕西。至徽宗时，交子改名曰“钱引”。因旧日所发行之交子价值日落（因西夏用兵，借川蜀交子以助边费，交子发行逾原定额二十倍，故价值大落），欲以新名救济之也，然未几钱引之，价亦日落（因滥发）。概北宋之纸币制，至徽宗时已大坏。

——摘编自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

材料一：开封是最繁华的城市，到神宗朝时，人口约有百万之众，门市内手工业作坊众多，街道两旁商店、旅舍、货摊林立，市场上的商品有来自各地的粮食、水产、牛羊、果品、酒、茶、纸、书籍、瓷器、药材、金银器、生产工具等……营业时间不受限制，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和晓市。……市内还出现了“瓦子”，里面有“勾栏”、酒肆和茶楼，还有说书、演戏的，是娱乐的中心。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深圳毗邻香港，交通便利，气候温和，风景优美，在利用外资发展经济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深圳特区是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经国务院批准，于1980年8月26日正式设立。根据中央的指示，深圳特区将建成以发展工业为重点的工、商、农、牧、住宅、旅游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特区。经过40年的建设和发展，深圳由一个昔日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新兴现代化城市，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

——摘编自杨洲、张栋《城市中国》

材料一

上图所示为12世纪时宋代印制纸钞的凸版(10枚铜钱的图画下面的文字：“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

材料二 纸币在宋代的使用是有几个先决条件：首先，宋代经济的繁荣使许多行业的产品生产对铜和铁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其次，纸币的印刷技术已经很成熟，使得货币可以印制得很精良，而且在纸币上能印制出面值较大的数字。最后，关注货币制度的宋代学者很清楚货币具有支付和交换的功能，他们知道货币不是按照自己本身的价值，而是根据金或者银的价值来确定自身价值的。如叶适(1150-1223)所说：“然钱货或至神之物，无留藏急需之道，惟通融流转，方见其功用。”据他的看法，货币的功能就是使商品便捷地流通，而纸币相比硬币，能更好地履行这个功能。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加]卜正民主编、[德]迪特·库恩著，李文峰译《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

材料一   唐宋时期，在商品经济更高程度发展基础上，一批富民乘势而起，形成了“富民社会”。顾名思义，“富氏”是占有财富的人。但就富民来说，“虽田连阡陌，家资在钜万，亦只与耕种负贩者同是一等齐民”，没有任何特权。因为没有特权，他们主要通过租佃契约实现对耕种者的剥削。伴随国家赋税的征收方式和乡里制度的变革，富民逐渐成为乡村控制的主要力量。中国社会也向流动化、市场化、平民化方向发展。“富民社会”之后，从理论上说，随着商品经济更高程度的发展，市民阶层逐渐壮大，社会将进入“市民社会”。

——摘编自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

材料二   文学、艺术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源甚早，但到唐宋之际，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出现了文化转型期。唐朝统治者对世家大族的压制，客观上使得文化的发展失去了家族的约束和保障，以传统的礼法之学渐渐崩溃，家族文化逐渐解体，文化垄断局面逐渐被打破，个人精神逐渐得到释放，民风渐变。到了宋朝及以后的时期，随着选官制度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文化逐步渗透到下层民众中。平民文学兴起，白话小说大量涌现，市民文艺广受欢迎。新的平民学者群体也不断壮大，他们到处讲学，儒家思想也呈现出一定的平民精神。

——摘编自蒋晓光《唐文化发展进程与唐宋文化转型的必然性》

材料   某学者在研究两宋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知识内容时，拟定了如下目录（部分）

“碌碌有为”的宋人

第一章北民南迁的耕耘——农业……

第二章百工巧匠的智慧——手工业……

第三章熙来攘往的贾客——商业贸易

第一节互市贸易的商旅——榷场贸易

第二节海丝之路的船舶——海外贸易

第四章璀璨群星的宋城——城市经济……

材料一   宋代，大量的乡村人口转入城市并最终转化为城市人口，这一现象是当时经济发展的折射。宋代农村人口增多而土地增长无法满足人口的需要，使得一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走向城市谋生；与此同时，城市工商业发展较为发达，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自来宫中赈济，多止在城郭，而不及乡村”，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是吸引宋代农民进入城市的重要原因。人口户籍制度的放松也是农民涌入城市不可忽视的因素，北宋朝廷曾下诏：“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州军……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

——摘编自刘冀徽《从农民人口流动探析宋代经济发展规律》

材料二   宋代的流动人口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谋生之地，可称之为经济型流动人口。由于宋代人口和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旧有的城郭已不合时宜，于是城市开始延伸至旧城郭之。在一些大城市，由于流动人口的流入数量甚多，还促进了周边小城镇的兴起。经济型流动人口的经济行为主要是商业活动，促进了城乡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满足了人民的各种需要。同时，经济型流动人口的增加不仅需要更多的商务服务业，为城市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促进了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受到城市生活方式辐射的农村，农民的日常生活开始与市场发生越来越多的联系，贱商的观念开始发生动摇，这是对传统思想的一次大冲击。

——摘编自徐红《宋代经济型流动人口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