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明”最初指对知识进步、技术进步、道德进步和社会进步的一种朦胧憧憬。1756年，伏尔泰的《风俗论》被视为世界文化史或文明史的开山之作。伏尔泰主张放弃以往历史中对偶然事件的叙述，而保留其中描写风俗习惯的材料，从而把杂乱无章的东西构成整幅连贯清晰的图画，并“力图从这些事件中整理出人类精神的历史”。在伏尔泰看来，人类精神的历史展现了从蒙昧到启蒙即文明的发展过程，所有民族概莫例外。为此，他不仅叙述了欧洲史，还叙述了中国、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等亚洲民族的历史，其文化史或文明史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世界视野。伏尔泰借自然规律论证人类生存环境的不断变化：“大海不可能覆盖于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之上，那样的看法是同万有引力和流体静力学定律相抵触的。”

——摘编自徐浩《西方文明史比较中研究范式的转变》

材料二   “现代化范式”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但此后至40年代“革命史范式”占据了史学界的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陈旭麓等历史学家对“革命史范式”的主要线索提出了质疑，“现代化范式”进入复兴时期。以罗荣渠、章开沅为代表明确了“现代化”概念的含义，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这就打破了传统的政治史独霸的地位，兼顾了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外交史、科技史、妇女史等领域的研究，还开辟了城市史等新的研究领域。现代化研究的开展，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引进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如“非农业的相对迅速增长，商业化和国际市场联系的日益密切，积极的相对稳定而持续的增长，城市化及与此相应的人口流动，多层次的文化教育的迅速发展，收入分配渐趋协调平衡，组织与技能专业的专业化与分衍；科层化的发展，群众政治参与程度的增进，国民生活水平与生活素质的提升等等。”

——摘编自康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

小明在和同桌讨论后，又找到老师询问如何完善这份专题。老师建议他加入一些具体史料以增加专题的科学性与严谨度。小明借来高三学长的历史选必教材，摘录了这样一段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经济计划、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以及福利政策等，将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现代科技进步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发展与传统产业的升级，极大提高了工业、农业等部门的生产效率。……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贫富分化加剧，经济危机时有发生，并且波及范围更大。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

材料：

1921年，毛泽东等人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的思想，在创办学校时规定“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1922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劳动法大纲》，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保障工人最低工资等。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劳动教育政策的重点是为促进工农业生产而服务，要求使受教育者成为劳动者，彰显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共同纲领》中，将“爱劳动”列为国民五项公德之一。1954年，《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批判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鼓励学生从事生产劳动。1956年底，国家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劳动成为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应尽的社会职责。

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重申了“培养劳动者”的教育目标。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劳动教育必须与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相结合。

——摘编自刘红梅翟小宁李森《党史百年历程中的劳动教育政策：变迁、逻辑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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