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明”最初指对知识进步、技术进步、道德进步和社会进步的一种朦胧憧憬。1756年，伏尔泰的《风俗论》被视为世界文化史或文明史的开山之作。伏尔泰主张放弃以往历史中对偶然事件的叙述，而保留其中描写风俗习惯的材料，从而把杂乱无章的东西构成整幅连贯清晰的图画，并“力图从这些事件中整理出人类精神的历史”。在伏尔泰看来，人类精神的历史展现了从蒙昧到启蒙即文明的发展过程，所有民族概莫例外。为此，他不仅叙述了欧洲史，还叙述了中国、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等亚洲民族的历史，其文化史或文明史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世界视野。伏尔泰借自然规律论证人类生存环境的不断变化：“大海不可能覆盖于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之上，那样的看法是同万有引力和流体静力学定律相抵触的。”
——摘编自徐浩《西方文明史比较中研究范式的转变》
材料二 “现代化范式”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但此后至40年代“革命史范式”占据了史学界的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陈旭麓等历史学家对“革命史范式”的主要线索提出了质疑，“现代化范式”进入复兴时期。以罗荣渠、章开沅为代表明确了“现代化”概念的含义，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这就打破了传统的政治史独霸的地位，兼顾了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外交史、科技史、妇女史等领域的研究，还开辟了城市史等新的研究领域。现代化研究的开展，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引进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如“非农业的相对迅速增长，商业化和国际市场联系的日益密切，积极的相对稳定而持续的增长，城市化及与此相应的人口流动，多层次的文化教育的迅速发展，收入分配渐趋协调平衡，组织与技能专业的专业化与分衍；科层化的发展，群众政治参与程度的增进，国民生活水平与生活素质的提升等等。”
——摘编自康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