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乾隆二十二年（1757）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广州成为全国唯一通商口岸。众学者对广州“一口通商”的原因进行了以下分析：

一、清政府不希望国门洞开，害怕外来“异端邪说”动摇老祖宗的思想与政治统治；

二、广州远离京畿，天高皇帝远，向有海外通商联系传统，朝廷顺其自然，控制利用，且获大量税收，充实国库；

三、广州港乃河海港，远出可攻、近来可防，从外洋到内港有6道炮台防线可抵御外舶闯关，不像宁波等城市完全暴露在敌船的军事火力之下；

四、江浙一带乃北京粮食及其他物资的主要产地和供应地，不宜与外商直接联系；

五、清政府不了解国际形势，对商业贸易于国民经济的意义没有认识，总以为天朝“地大物博”可以自给自足，万事不求人。

-摘编自杨宏烈、陈伟昌著（十三行历史街区的沧桑沉沦》

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紧扣材料中所示的一个或多个原因，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释。（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谨，表述清晰。）

中国古代对外交流史实表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

根据表中内容，任选一个角度，评述古代中国的对外交流。（要求：写明角度，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注：钞关，征税关卡。北新关、临清，既征收船料，又征收货税，其他钞关只征收船料。船料，根据船只装载量征收的商船船税）

根据材料提取两项历史变迁的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要求：信息和说明，需要兼顾表格与地图内容）

材料一 工业革命发展过程中有几个阶段清晰可见，第一阶段到19世纪中叶，包括棉纺织工业的、采矿业和治金业的机械化及蒸汽机的发明及其在工业和运输业中的运用。第二个阶段持续到19世纪整个下半叶，它以科学在工业上更直接的应用和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发展为特征。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

材料二 内源性现代化和外源性现代化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启动社会变迁的那些决定性因素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当时的中国，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稳固模式，政治上是高度专制集权的官僚帝国，丝毫不见启动社会经济转型的内部动力和物质条件。不同于中国的单一结构式的农业社会，英国已经孕育出内源性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和变革的前提条件……那种认为西方更多是靠对东方掠夺而发达起来的想法并不准确，当时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才是起决定作用的，而且它们在启动阶段是起主导作用的。

——摘编自白少飞《以大历史观看待中国的现代化》

材料一 数千年的漫长历史，负陆面海的地理环境，既塑造出中华民族辉煌的陆地文明，也孕育了悠久的海洋文明。尽管在文明不断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内陆理念逐渐确立了在国家战略中的主流位置，但是不能以此判断中国对海洋无欲无求，也不能因而忽略昔日尤其是汉唐宋明的“海洋强国”地位。古代中国的海洋经略同世界上其他涉海大国一样，都遵循着普遍性的历史逻辑，直至清王朝实行闭关锁国，从而发生了海洋经略的历史“断档”，这在经济基础、政治安全与文化传统等层面都存在着特殊性逻辑。

——摘编自刘笑阳《古代中国海洋经略的历史逻辑》

材料二 海权即凭借海洋或者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一个国家，它若能够轻而易举地进入公海，其地理位置的战略价值就十分之高。建立起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海上军事力量，拥有适当位置的殖民地是在海外支撑这个国家海上权力的最可靠手段。成功的殖民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商贸与海上霸权的影响，在本质上依赖于国民性格，因为当它们自然地起源于自身时，这些殖民地才能最好地成长。一个完全与民众的自然根基相协调的政府政策将会在各个方面最为成功地促进其成长。英国较少在陆上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是努力成为海上霸主，凭控制海洋和欧洲以外的世界确保国家的胜利。

——摘编自马汉《海上权力要素论》

材料18世纪的中国，缙绅和绅衿成为大中地主的主要来源，他们靠特权积聚财富，其利益同商品生产和市场都不存在直接的联系，至少市场不是他们获取财富的最主要的途径。受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影响，“君子不言利”成为士大夫阶层的共同道德标准。中国封建社会只给读书做官的人以优隆的社会地位，经商致富的人始终得不到社会真正的尊重。从事商业化经营的地主一旦经营致富，便放弃直接经营，转入到出租地主行列：他们常会通过买功名、捐官爵，摇身一变为缙绅地主。

18世纪的英国，政途不是唯一的出路，地主依财产取得相应的政治地位，既可通过经济的手段(主要是作为一个地产所有者)取得社会地位，也可因担任政府高官显职获得爵位，殊途而同归，似乎不存在款优孰劣之分。在商业化的浪潮中，封建领主向地主转化，他们掠夺资源、看重功利和效益，不但经营企业化的农业，而且普遍涉足工商业。作为土地所有者，他们并非仅仪是坐收地租的寄生者，更是直接参与了资本主义农业的改造(圈地运动)，而且成为地产改良的重要投资人。

——摘编自徐浩《18世纪中英商品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