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   甲午中日战争后，关心国事的士人为新型社团寻找合法性时，认为清末社团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文人组织，即“自无所谓沿袭”。这些有章程、宗旨、专门旨趣、会员缴纳会费的新型社团，本质上“实袭西洋体制”。这些士人列出1895年至1911年成立，由知识分子（绅士）组成的148个维新社团组织，并总结这些学会的宗旨是：“于文化观点，极尊尚儒术经学，护卫本位文化；于政治态度，则尚变法，求富强，重经世致用；于学术理想，则讲究格致之学，推广西方知识，而有兴办学堂，创设图书馆、博物院之热忱；于社会风气，则崇质简，务实际，尚平等，并倡禁鸦片缠足等陋习。”

——摘编自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

材料一

——据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整理

材料二   甲午中日战争后，关心国事的士人为新型社团寻找合法性时，认为清末社团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文人组织，即“自无所谓沿袭”。这些有章程、宗旨、专门旨趣、会员缴纳会费的新型社团，本质上“实袭西洋体制”。这些士人列出1895年至1911年成立，由知识分子（绅士）组成的148个维新社团组织，并总结这些学会的宗旨是：“于文化观点，极尊尚儒术经学：护卫本位文化。于政治态度，则尚变法，求富强，重经世致用。于学术理想，则讲究格致之学，推广西方知识，而有兴办学堂，创设图书馆、博物院之热忱。于社会风气，则崇质简，务实际，尚平等，并倡禁鸦片缠足等陋习。”

——摘编自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

材料一   1898年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潜心研习西方文化，以寻求救国之路。1903年2月，梁启超再次游览北美，在加拿大与美国逗留8个月，并于1904年2月在《新民丛报》增刊上发表《新大陆游记》。他在这本书中大力的推荐美国的民主政体，同时历数中国社会及文化的种种病态，认为惟有学习西方才有出路。1920年，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180度大转弯，他向中国青年大声疾呼：“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指孔子、老子、墨子——引者注）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材料二   对传统文化先后持两种极端之论，并非梁氏个别特例，在其他近代文化大师那里也有类似表现。如严复戊戌时期在《救亡决论》中历数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并倡言：“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而严氏晚年力主回归传统，高唤“回归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有“反传统”倾向，还倡导“全盘西化”，而20世纪30年代成为“整理国故”的主将。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

材料一   19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人用条约制度把古老的中国社会拖出了旧轨。在这个过程里出现的西学东渐，使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看到了与惯见稔熟之物不同的另一种东西。由此产生的比较，与中华民族在磨难中的苦痛交织在一起，但又以近代的欧西映衬中世纪中国，显示了先进与落后的不同。这种矛盾，曾使每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忧时之士在抵拒侵逼的同时又不能不以彼律己，省察自身，于是而有历时久远的中西之争和每一代人择取西学的不同命题。

——摘编自杨国强著《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材料二   欧战后很多中国人几乎形成一种共识—世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故“新文明”“新世界”“新中国”“新社会”“新人”逐渐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新文化”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名词之一、且几乎可以涵盖上述其他所有名词。五四学生运动之后，蔡元培就希望全国学生要担起“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的责任。有人甚至认为“要救济今日社会无限的危险，增进将来社会无限的可能，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化，不能不创造新文化”。或正是看到了“文化运动”与“创造新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有人开始使用“新文化运动”一词。稍后更有人总结“创造新文化，传播新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

——摘编自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

材料一   

材料二   甲午中日战争后，关心国事的士人为新型社团寻找合法性时，认为清末社团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文人组织，即“自无所谓沿袭”。这些有章程、宗旨、专门旨趣、会员缴纳会费的新型社团，本质上“实袭西洋体制”。这些士人列出1895年至1911年成立，由知识分子（绅士）组成的148个维新社团组织，并总结这些学会的宗旨是：“于文化观点，极尊尚儒术经学，护卫本位文化；于政治态度，则尚变法，求富强，重经世致用；于学术理想，则讲究格致之学，推广西方知识，而有兴办学堂，创设图书馆、博物院之热忱；于社会风气，则崇质简，务实际，尚平等，并倡禁鸦片缠足等陋习。”

——摘编自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

材料一   张居正入阁后，认为“当今之事，其可虑者莫重于边防。”为了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他调抗倭名将戚继光、谭纶主持蓟镇防务，增筑居庸关至山海关的空心敌台，任用李成梁防守辽东。另外，他清查军士缺额，撤消监军太监，给将帅以实权，改变了“卒惰而玩，将令不行”的局面。他又利用俺答上层的矛盾，进行分化争取，出现了“隆庆和议”。隆庆四年俺答求降，明政府封其为顺义王，通贡互市，发展民间贸易。从此北边数千里“岁省费什七”，边境晏然。

——杨欣《再论张居正改革》

材料二   鉴于新疆、西藏两地“道路僻远，人士多畏之”，康有为提出：“吾欲以四川合于西藏，谓之川藏部；甘肃合于新疆，谓之陇回部。然后本部大臣乃得以陇、蜀之人才佐回、藏之政事，其亦不可已乎？”他又说“昔《禹贡》分别五服，极有旨意，后世不知此义矣。今分国为二服，凡东、西、南、北、中五部曰甸服，辽、蒙、回、藏四部曰卫服。甸服专用中央集权之法，卫服专用分设政府之法，云南僻远而界英、法，属多土司，可略采卫服之制。”在中央民部也可作相应调整，“九部大臣皆当列于政府，若虑人数太多，则或以二相，一管内五部，一管外四部，如古二伯之制，亦事理之宜也。”

——改编自康有为《官制议》（19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