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初由于种种内部的困难被迫对匈奴实行“和亲”的方针。汉文帝曾写信给匈奴单于说：“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于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而汉武帝时期，其秉承汉初七十年的资财厚积，其四境拓边又驾于秦皇之上。他曾说：“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

—摘编自龚留柱《“王者无外”和“夷夏之防”—秦汉时期边疆思想论略》

材料二 唐朝统治者“患在夷狄”的意识较为淡薄。唐太宗就提出了“四夷可使如一家”的观点，为此长期采用和亲、通使等措施，加强与边疆民族的友好往来。 太宗之后，高宗、武则天、玄宗等皇帝，大体上继承了太宗的治边思想。随着唐王朝综合国力日益强大，其对周边各族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不断增强。 贞观四年，四夷君长为唐太宗上尊号为“天可汗”。但随着唐王朝国力的衰落，边疆地方势力开始抬头并最终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

——摘编自周宝砚《论唐王朝治边方略及其启示》

材料一  天子（汉武帝）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伊朗高原）、奄蔡（今高加索一带）、黎轩（罗马帝国）、条支（叙利亚）、身毒国（印度）。……诸使外国一辈（批）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批），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引自《史记·大宛列传》

材料二  全球贸易开始令古老的地中海贸易黯然失色。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迅速成为其中一个崭露头角的国际市场和世界经济中心。大西洋诸岛生产出的砂糖先集中到安特卫普，再销往欧洲各地。在十六世纪安特卫普的市场上，有英国的毛纺织品、北欧波罗的海地区的谷物、葡萄牙人从亚洲运回的胡椒和香料等。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在此买卖世界各地的商品，好不热闹。当时一位著名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因此感叹道：“去一趟安特卫普的交易所，就能听到世界各地的语言。”

——摘自川北稔《一粒砂糖里的世界史》

材料三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一方面，机器直接引起原料的增加，例如轧棉机使棉花生产增加。另一方面，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例如，东印度就被迫为大不列颠生产棉花、羊毛、大麻、黄麻、靛蓝等；澳大利亚就变成了羊毛产地。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23卷）

材料一：汉初，汉高祖败于匈奴，开始采取“和亲”政策，谋求和平，当汉朝公主的后代成为匈奴首领“单于”时，双方会成为更亲密的亲属。赠送黄金、丝绸、粮食给匈奴，笼络匈奴贵族。张骞通西域后，汉朝在河西走廊设“河西四郡”，在西域设“西域都护府”。又设置田官，督率士卒屯田。

材料二：后世对秦始皇的这一做法，大多盛赞不已……虽然秦代……仅仅持续了二世……但秦代所形成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及其所确定的以郡县制为表现形式的行政区划，却……为后世历代所遵奉……（西汉初年）刘邦采用的是……混合体。

——李晓杰《体国经野：历史行政区划》

材料三：行省制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行省也是蒙元帝国留给后世的重要遗产。……行省辖区广阔，权力集中，地方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

——据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等资料整理

材料经历了秦朝“焚书坑儒”的打击之后，儒家学派艰难地维持了下来，阴阳家学派的主流则从此渐渐湮没无闻。汉初儒家学派的主要精力在于对儒家经典及解释史献的抢救性挖掘、整理与传永。此时真正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居于指导地位的是黄老道家。直到汉武帝朝董仲舒等人的出现，才改变了儒家在思想界和现实政治生活中受人冷落的局面。

董仲舒是正统的儒家学者，但他在代表作《春秋繁露》中的许多提法，已去孔子、孟子甚远。最突出的就是董仲舒用阴阳五行、三纲五常、天人感应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儒家天人体系。董仲舒宣称“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枯，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不仅调整人间秩序，鬼神和一切生命体都在其规范之中，可以说是无所不包。这固然是儒家在黄老刑名之学和帝制皇权的挤压下，适应时代形势需要所不得不进行的调整，然而董仲舒对孔孟之道作出这样的改造，也会有稷下齐学邹衍等学者思想影响的因素。

——摘编自杨衍、陈民镇《从清华简看阴阳家与儒家的交汇》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汉代主流思想演变”自拟一个具体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逻辑清晰，表述完整。）

材料   在西方，从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到近代的启蒙思想家们，都将法律与道德统一化。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常常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人治”思想，是同法治思想根本对立的，这并不完全符合儒家“德治”思想的本来面目。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是有其鲜明的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的。中国古代的法家就曾经有针对性地指出过这一点。然而，法家又因此而走向了另一种片面性，表现为不加分析地反对儒家的“德治”思想，否认道德教育和道德感化的重要作用。我个人认为，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的联系在于：法治是传播德治的有效手段，德治是法治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

——摘编自齐京涛冯靓《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浅探》

从材料中任选一个角度，围绕“德治与法治”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述成文）

材料   我国古代历史上国家治理的五大方面特点

选取表中国家治理的任意三个方面特点，结合汉朝或唐朝的具体史实予以论证。（要求：论证充分，史实准确，表述清晰）。

材料一   汉武帝为了使国家金融要脉由中央政府控制，将郡国铸币改为中央政府铸币，发行五铢钱，并将五铢钱作为全国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实现了货币的统一；中央政府在盐铁产地设官，实行统一销售和生产，增加了国家收入；在各郡国设立均输官，主要负责运输贡纳物品；推行平准制度，平抑市场物价……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影响农业经济的稳定，带来较多的社会问题，如小农背本（更换职业）、豪强商贾崛起和土地兼并等；各诸侯国势力的不断增强，引发了反叛中央的战乱；匈奴对中原的不断侵袭致使汉武帝必须动用武力击退匈奴，而战争产生了较多的军事费用；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严重影响到社会安定，汉武帝必须不惜一切财力救灾治险。

——摘编自张伟《汉武帝实施新经济政策因素分析》

材料二   北宋统一中原后，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交通运输工具和条件改善的基础上，商品经济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农村地区草市的勃兴，地区间贩运贸易的活跃，海外贸易的兴盛以及货币关系的空前发展，使宋代成为继秦汉后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开始过分追求精神方面的享受，从而导致社会风气出现变化，人们不论家庭条件好坏，均追求奢侈、铺张的生活，极尽享乐之能事。

——摘编自王丽丽《宋代社会的奢靡之风》

材料一   秦汉政治军事一统天下的历史，质言之也是农业地域性拓进的过程。秦汉帝国以农战并天下，重农而富强，农业为国家立存发展的脊柱。如秦始皇在琅琊石刻中提到：“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汉立国后，天下疲敝，汉政府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颁布“复故爵田宅”令，大力扶植农业经济；汉惠帝时，“减田租，复十五税一”；汉文帝时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汉武帝继承了秦始皇未完成的伟业，领导帝国继续开疆拓土，经过数十年连绵不断的对外战争，终于“达到了其移民所能生存的生态地理极限，以及帝国行政力量所能控制的政治地理极限”。秦汉帝国不仅在中央设置专门的农业官职和管理机构，在地方又置大量农官行政系统，负责劝课农桑、指导农耕、推广技术、凿灌溉渠、治理水患等。各级官吏也有权对农业生产进行监督和管理，在制度上保障了农业功能得到全面实现。

材料二   汉继秦而兴，再次一统全国，经数代潜心经营，国家逐渐走向强大。汉武帝刘彻登基后，兴文教，昌武功，一个立国于中原，以汉族为统治集团核心力量，以“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为统治范围的帝国统治模式也随之确立。秦汉“大一统”局面在形成过程中孕育出强劲的中央集权体制，为农业开发和经营边略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早在夏商周就已萌芽的重农思想不断发展，衍生出的理论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同时又受社会、经济、地理、科技、交通等各种综合因素的影响，农业的“多功能性”得到政权的承认与强化，维持了帝国各个系统的正常运行。

——摘编自胡岩涛徐卫民《“大一统”视域下的秦汉帝国西北农业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