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从宋代开始的保甲制度，建立了严密的治安网，按照《宋史·兵志·保甲》记载：“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保正。”除了将所有的人户按照一定数额进行编排之外，更重要的是实行伍保法连坐制：“同保犯强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蛊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如此则保内之人相互制约，互相监督。保甲制成为中央控制基层社会最主要的工具，但基本停留在税收和治安两个关键领域，其他诸如公益活动、社会救助、水利设施等地方公共事务，则主要依托基层社会力量来完成。

体制内外的官员与士绅亦长期在乡里民间践行着恢复“三代圣王之治”的乡治格局的尝试，北宋吕大钧创办《吕氏乡约》，形成了一个以道德修养为主要目标的理性化的基层自治组织。之后逐渐德润乡里、化民成俗，使蓝田民风日渐淳朴，甚至引导整个关中民风为之一变。南宋以后，朱熹亲自修改其条目撰成《增损吕氏乡约》。

——摘编自杨国安《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等

材料   北宋真宗章献明肃刘皇后，“性警悟，晓书史”，真宗“阅天下封奏”，凡有疑难，她都能援引此前事例、制度答对，“益为帝倚信”。真宗驾崩，“遗诏尊后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仁宗十二岁即位，太后“称制凡十一年”，先后提拔了王曾、吕夷简、鲁宗道等贤臣，能够虚心接受这些人的进谏。称制期间，太后也曾借口仁宗年幼，试图“欲独受群臣朝”，但终因大臣“力陈其不可”而作罢；与仁宗同往慈孝寺时，她曾让自己车驾走在仁宗前面，但当鲁宗道指出“（妇人）在家从父，嫁从夫，夫殁从子”后，她也欣然接受。唯有临死前，她“服天子衮冕（服饰）”谒太庙，群臣勉强依从。但太后终不愿意辜负真宗对她的恩遇，当有人献媚太后，呈上《武后临朝图》，“后掷其书于地曰：‘吾不作此负祖宗事’”。后人评论，章献明肃太后“有吕（雉）武（则天）之才，无吕武之恶”。

——摘编自脱脱《宋史·后妃传》等

材料：宋朝以后，儒学士人投身基层教化，以乡约教化乡里，北宋吕大钧兄弟是乡约的创造者，吕大钧撰写的《吕氏乡约》，是儒学士人教化乡里的范本，其主要内容有：德业相劝、礼俗相规、患难相恤。明朝后期，乡约改为宣讲明太祖朱元璋的“六谕”，六谕主劝喻，但也有禁约成分，使乡约逐渐带有强制力；明朝儒学士人常常引用《大明律》来解释六谕，不遵乡约的百姓要受到处罚，甚至送官府治罪。清朝乡约基本延续了明朝的模式，但宣讲内容变成了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和雍正帝的《圣谕广训》，宣讲时也常常引用《大清律例》。原本由儒学士人发起的教化百姓的乡约，经政府利用和推广而具有约束力，并与法律合流。

——摘编自《中国古代的法治与教化》（选择性必修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