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起，上海城市的中心区域在两个租界及其周围地区。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军械和造船企业——江南制造总局在上海诞生。……19世纪中期以后，上海同欧洲、美洲、澳洲及日本、东南亚的航线相继开辟。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港的进口净吨位数已经跻身于伦敦等14个世界大港口之列。20世纪以后，上海在工业和交通的规模、教育和科技的发展以及民主政治思想的传播诸方面，均居全国首位。

——摘编自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特点和研究理论》

材料二：

鸦片战争前，武汉与上海的发展程度并无太大差异。鸦片战争后的十年，沿海的开放之风尚未吹到武汉三镇。从历史进程考察，1861年的汉口开埠，是武汉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界标。从1861年汉口开埠通商到1889年张之洞督鄂期间，武汉在欧风西雨中已初露现代化的曙光——商业汉口、工业汉阳、文教武昌三足鼎立，各具风貌。政治经济现代化深刻地改变了城市的经济结构和与之相应的各种经济制度，并对城市政治、文化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邓正兵、华丽《武汉与上海早期现代化的比较研究》

材料：20世纪初开始，苏州河的水质污染日益严重。但因经费等原因，河道疏通工作时断时续，进度缓慢，治理成效不显著。1924—1926年，上海政府先后建造了三个生活污水处理厂，对工业污水的随意排放也做出过个别处罚。同时上海政府与租界各自为政，苏州河的污水治理并没有明显的效果。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都没有管理和控制污水排放的专门机构。

——摘编自王婉丽《近代以来苏州河的污染与治理》

新中国探索建立排污许可制度始于上世纪80年代。老一辈的环保人努力推动将实施排污许可制度的要求写进了《环境保护法》中。自80年代末以来，各地开展了试点工作。2015年9月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方案求“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2016年11月，国务院全面启动排污许可制度改革。2018年1月，《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规定了排污许可证核发程序等内容，细化了环保部门、排污单位和第三方机构的法律责任。目前，多个地方试点已经从立法、监督、实施、流域治理、行业改革等角度先行先试，积极探索建立排污许可制度的中国特色道路。

——摘编自生态环境部《中国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历史、现实和未来》

材料一：美国城市化是通过人口、工厂及各种机构向城市流动，而不是通过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和工业经济的自我发展来实现的。在强烈地追求经济效益的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企业必然向地理位置优越、社会经济环境有利的空间（城市）聚集。工厂企业聚集城市促使乡村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化。……城市居民接近工厂和劳务市场，可最大限度地选择报酬较高的工作，并可以节约工作往返所需要的交通费用，同时还能充分利用城市公共设施为己服务。城市街区光怪陆离，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城市众多的公共设施为居民带来了方便，使人们享受了现代文明。城市繁荣和物质富裕，使其居民的收入远较乡村优厚。据1890年的统计，城市居民平均家庭财富超过9000美元，而农村家庭则为3250美元，收入差距甚为悬殊。工业化时期，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去开拓新的领域，追求新的成功。这种精神使美国的城市化得以迅速完成。——摘编自李庆宇《美国现代化道路》

材料二：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国工业布局不得不进行大方位的调整。国民政府在抗战紧急状态下，为保存抗战力量，支撑危局，动员沿海及沿江的工厂大批内迁。将以上海为中心的工业重心，以长江为中轴，由东部向以重庆为中心的西部地区转移。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及沿江地区大约有超过1000万人先后迁移到西南和西北区域。在这些地区，拥有全部内迁工厂的1/3，共200余家工矿企业，包括兵工、冶金、机械、纺织、炼油、烟草等行业，它们集中了我国战时内迁工业的精华，成为战时生产军需和民用物资的主要基地。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文官、参军、主计等处人员在重庆开始办公。国民政府定都重庆，不仅带动了军政、文教、工矿企业大量迁渝，也使得重庆城市人口迅速增加，重庆成为了全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摘编自张忠伟《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部对重庆城市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