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840年以后，随着中国部分城市开埠通商，新兴工业在这些城市逐渐兴起，大量外国工业品以及粮食等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城市人口的生活资料不再完全仰赖于本国农业部门供应，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对城市发展所形成的制约力有所减弱。同时，沿海沿江开埠通商城市也开始了早期工业化进程，由此形成了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因而沿海地区城市人口比重开始逐渐上升。但是从全国来看，城市化发展速度仍然非常缓慢，1893年中国城市化平均水平仅为7.1%。

——摘编自何一民《清代的人口变化与城市化特征探析》

材料二：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在城市居住和生活。城市日益发挥着社会和经济发展龙头的作用，对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战略思考成为各级政府政治智慧的重要体现。1980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明确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指导方针，它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主要指导战略。20 世纪90 年代的城市建设实践中，各大城市新区、开发区等开始纷纷涌现，建设规模都非常大。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国家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做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二十大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点放在解决“人”的城镇化，聚焦于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

——摘编自孙婷《中国近40年城市化发展主导战略与实践反思》

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起，上海城市的中心区域在两个租界及其周围地区。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军械和造船企业——江南制造总局在上海诞生。……19世纪中期以后，上海同欧洲、美洲、澳洲及日本、东南亚的航线相继开辟。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港的进口净吨位数已经跻身于伦敦等14个世界大港口之列。20世纪以后，上海在工业和交通的规模、教育和科技的发展以及民主政治思想的传播诸方面，均居全国首位。

——摘编自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特点和研究理论》

材料二：

鸦片战争前，武汉与上海的发展程度并无太大差异。鸦片战争后的十年，沿海的开放之风尚未吹到武汉三镇。从历史进程考察，1861年的汉口开埠，是武汉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界标。从1861年汉口开埠通商到1889年张之洞督鄂期间，武汉在欧风西雨中已初露现代化的曙光——商业汉口、工业汉阳、文教武昌三足鼎立，各具风貌。政治经济现代化深刻地改变了城市的经济结构和与之相应的各种经济制度，并对城市政治、文化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邓正兵、华丽《武汉与上海早期现代化的比较研究》

材料：20世纪初开始，苏州河的水质污染日益严重。但因经费等原因，河道疏通工作时断时续，进度缓慢，治理成效不显著。1924—1926年，上海政府先后建造了三个生活污水处理厂，对工业污水的随意排放也做出过个别处罚。同时上海政府与租界各自为政，苏州河的污水治理并没有明显的效果。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都没有管理和控制污水排放的专门机构。

——摘编自王婉丽《近代以来苏州河的污染与治理》

新中国探索建立排污许可制度始于上世纪80年代。老一辈的环保人努力推动将实施排污许可制度的要求写进了《环境保护法》中。自80年代末以来，各地开展了试点工作。2015年9月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方案求“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2016年11月，国务院全面启动排污许可制度改革。2018年1月，《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规定了排污许可证核发程序等内容，细化了环保部门、排污单位和第三方机构的法律责任。目前，多个地方试点已经从立法、监督、实施、流域治理、行业改革等角度先行先试，积极探索建立排污许可制度的中国特色道路。

——摘编自生态环境部《中国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历史、现实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