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840年以后，随着中国部分城市开埠通商，新兴工业在这些城市逐渐兴起，大量外国工业品以及粮食等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城市人口的生活资料不再完全仰赖于本国农业部门供应，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对城市发展所形成的制约力有所减弱。同时，沿海沿江开埠通商城市也开始了早期工业化进程，由此形成了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因而沿海地区城市人口比重开始逐渐上升。但是从全国来看，城市化发展速度仍然非常缓慢，1893年中国城市化平均水平仅为7.1%。

——摘编自何一民《清代的人口变化与城市化特征探析》

材料二：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在城市居住和生活。城市日益发挥着社会和经济发展龙头的作用，对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战略思考成为各级政府政治智慧的重要体现。1980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明确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指导方针，它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主要指导战略。20 世纪90 年代的城市建设实践中，各大城市新区、开发区等开始纷纷涌现，建设规模都非常大。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国家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做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二十大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点放在解决“人”的城镇化，聚焦于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

——摘编自孙婷《中国近40年城市化发展主导战略与实践反思》

材料：20世纪初开始，苏州河的水质污染日益严重。但因经费等原因，河道疏通工作时断时续，进度缓慢，治理成效不显著。1924—1926年，上海政府先后建造了三个生活污水处理厂，对工业污水的随意排放也做出过个别处罚。同时上海政府与租界各自为政，苏州河的污水治理并没有明显的效果。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都没有管理和控制污水排放的专门机构。

——摘编自王婉丽《近代以来苏州河的污染与治理》

新中国探索建立排污许可制度始于上世纪80年代。老一辈的环保人努力推动将实施排污许可制度的要求写进了《环境保护法》中。自80年代末以来，各地开展了试点工作。2015年9月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方案求“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2016年11月，国务院全面启动排污许可制度改革。2018年1月，《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规定了排污许可证核发程序等内容，细化了环保部门、排污单位和第三方机构的法律责任。目前，多个地方试点已经从立法、监督、实施、流域治理、行业改革等角度先行先试，积极探索建立排污许可制度的中国特色道路。

——摘编自生态环境部《中国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历史、现实和未来》

材料一：美国城市化是通过人口、工厂及各种机构向城市流动，而不是通过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和工业经济的自我发展来实现的。在强烈地追求经济效益的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企业必然向地理位置优越、社会经济环境有利的空间（城市）聚集。工厂企业聚集城市促使乡村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化。……城市居民接近工厂和劳务市场，可最大限度地选择报酬较高的工作，并可以节约工作往返所需要的交通费用，同时还能充分利用城市公共设施为己服务。城市街区光怪陆离，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城市众多的公共设施为居民带来了方便，使人们享受了现代文明。城市繁荣和物质富裕，使其居民的收入远较乡村优厚。据1890年的统计，城市居民平均家庭财富超过9000美元，而农村家庭则为3250美元，收入差距甚为悬殊。工业化时期，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去开拓新的领域，追求新的成功。这种精神使美国的城市化得以迅速完成。——摘编自李庆宇《美国现代化道路》

材料二：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国工业布局不得不进行大方位的调整。国民政府在抗战紧急状态下，为保存抗战力量，支撑危局，动员沿海及沿江的工厂大批内迁。将以上海为中心的工业重心，以长江为中轴，由东部向以重庆为中心的西部地区转移。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及沿江地区大约有超过1000万人先后迁移到西南和西北区域。在这些地区，拥有全部内迁工厂的1/3，共200余家工矿企业，包括兵工、冶金、机械、纺织、炼油、烟草等行业，它们集中了我国战时内迁工业的精华，成为战时生产军需和民用物资的主要基地。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文官、参军、主计等处人员在重庆开始办公。国民政府定都重庆，不仅带动了军政、文教、工矿企业大量迁渝，也使得重庆城市人口迅速增加，重庆成为了全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摘编自张忠伟《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部对重庆城市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