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纵观历史，漕运在社会经济中具有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隋炀帝时期，漕运范围空前扩大，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漕运网。但是，唐定都长安，地处偏僻，南粮北调困难重重。安史之乱的爆发又使得“漕运路绝”。刘晏上任后，征用大量工人挖淤泥、清河道，恢复安史之乱前的遭运路线。他采取分段接运的方法，使每段水路都有专属的船只负责运输。规定建造漕船的工作收归政府统一建造，并改变原来的富户包运为政府运输。将专卖食盐所得的钱用于雇佣漕工，达到了“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的效果。通过刘宴的漕运改革，唐王朝的统治中心与江淮租赋富饶之地联系起来了，使南北联系更加密切，促进了江南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摘编自杨凤阁《论唐代刘宴漕运改革的始末及影响》

材料

表3

    根据材料并结合时代背景，评述唐代中期以后政府商业政策的基本特点。

材料一 唐朝长安城（见下图)以来雀街为界。将外郭城分为街东和街西两部分：街东归万年具管辖，街西归长安县管辖。这两部分就其面积而言。以来雀街为轴，东西是对称的；而且东西里坊数目也基本相等。但与此相反，朱雀街东万年具有住宅955处：朱雀街西长安县住宅为474处，仅为万年县的一半。《长安志》记载：“自朱雀门街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地宅。“皇城周围、朱雀大街两侧和兴庆宫、大明宫之间区域为住宅分布密集区。

——摘编自张永帅《空间及其过程：唐长安住宅的分布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材料二

北宋东京城（见下图)以人口众多著称于世。东京宫城的人口密度约是2.5万人／平方公里：宫城城墙与内城城墙之间，人口密度最高达到4.5万余人／平方公里，由此逐渐向外围递减；内城城墙与外城城墙之间，人口密度约是1.2万人／平方公里。外城城墙以外的郊区，人口稀少，密度不超过100人／平方公里。内城和外城的城门附近都是人口密集的区域，即使是外城以外，虽然人口稀少，但外城的域门附近依然集聚着相当多的人口，形成草市，重要的街区、大道两侧均构成为线状的人口密集带。

——摘编自梁建国《北宋东京的人口分布与空间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