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是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一大法宝。毛泽东主张正确分析各类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解决主要矛盾。这不仅使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聂荣《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材料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治原则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得以萌芽生长，八二宪法颁布实施后更有所发展。……八二宪法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由五四宪法的十九条，扩大到二十四条，同时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从原来第三章提到第二章，凸显了公民权利的重要地位。……八二宪法还规定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任期，明确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方针。

——摘编自张明新《从宪法变迁视角看社会变迁与法治发展》

材料三：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着重对1982年宪法以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了修改补充。将土地承包制度入宪，将“国营企业”统一修改为“国有企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国家的基本经济体制规定下来。……1999年，2004年，2018年，国家又分别对宪法做了三次修订。习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效凝聚了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的智慧和力量。我们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人民实现了内容广泛、层次丰富的当家作主。”

——摘编自杨彦辉《1982年宪法及其修改与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等

材料一：《管子•治国》指出：“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他主张对陷入困境的弱势群体提供直接救助，一种是以借贷方式提供生产援助，还有一种是以无偿方式提供生活救助.管仲主张国家建设储备根库，蓄积一定敷1：的粮食等物资，一旦民众遇到饥荒，可以及时供给充足的资源予以赈济救助.平抑物价是管仲提出的一种具有保护性质的扶贫举措，主张政府利用财政力量和价格手段调节供求、平衡物价，将别是在灾荒时候，政府要通过平抑粮食价格以保障灾民生活.政府在粮价便宜时买进粮食，增加粮食储备，防止富商大贾借机盘剥百姓；在粮价上涨时抛出粮食，利用粮食差价收益来增加收入、抚恤贫困。管仲的扶贫思想是对先秦社会救助思想的总结，对中国传统社会救助制度的形成 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楚子轩 管子扶贫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追求。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我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扶贫主要是用给钱、给物等传统救济方式。这种方式虽可救急，但不能实现真正脱贫.于是，开发式扶贫取而代之，成为扶贫的一项基本方针。这一方针把发展作为脱贫的根本途径，注重调动贫困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仅要使人摆脱贫困，还要使人提高发展能力，融入社会，党和政府在不同时期的扶贫战略，都与国家发展水平相适应，因时制宜.新中国成立初期，扶贫对象主要是农村无法维生者.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对象逐渐从绝对贫困人口向低收入人口覆盖。在目标瞄准上，先是贫困区域，后是贫困县，再到贫困村，再到户到人.扶贫任务从解决农村温饱转为巩固温饱，再到脱贫致富.产业扶贫，科技扶贫、金融扶贫、教育扶贫、新 型乡村旅游扶贫等等，多种多样的扶贫方式有力推动了农民脱贫，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借鉴意义.

——摘编自郝志景《新中国70年的扶贫工作：历史演变、基本特征和前景展望》

增进民生福社是发展的根本目的，社会保障是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

材料一：宋朝建于五代十国变乱之后，加上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征战不断，难民较多，需要以社会福利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同时宋朝奉行以文立国的国策，将儒家仁政思想贯彻于一些政策诏令中，重视通过福利救济进行风俗教化。因而，官方慈善事业比较发达。与前代相比，宋朝的救济对象扩大到了社会各个阶层，政府按照财富的多寡来划分社会阶层，对其中的贫民和穷民进行重点救济。从救济项目上看，宋朝在救灾备荒的常平仓和义仓的基础上创立了专门的济贫仓种——广惠仓。宋朝还创立了多种济贫机构，其职能分工比较明确。有专门济贫的养济院，有以收治病人和养老为主的居养院，有慈幼的慈幼局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摘编自赖风林《宋朝政府性社会福利救济》

材料二：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成功实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贫困人口脱贫，演绎了充分发挥中央权威理性化优势，带动地方政府与社会协同的治理贫困的模式。中国扶贫模式的探索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发展进程相一致：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扶贫减贫成效，之后经历了“大水漫灌”的普遍救济式扶贫到区别对待的区域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最终确立了发展式扶贫。中国的扶贫模式是一种基于“共同富裕”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国家目标，而不是西方为赢得选举而安抚选民的功利手段；是一种旨在帮助贫困人口形成致富能力的发展意义上的分配制度，而不是西方“托底式”的功利性社会救济。中国的贫因治理用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福利分配方面的政治优势，有力挑战了西方传统的福利国家理论，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具有参考性的方案。

——摘编自谢岳《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