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

1949年9月，《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作出初步规划，提出发展农、林、牧、渔业和商业、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并提出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

1953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指出，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

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

1959年1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讲道：“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关于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强调：“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摘编自岳从欣《中国共产党关于"四个现代化"提法之历史考察》

材料一：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是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一大法宝。毛泽东主张正确分析各类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解决主要矛盾。这不仅使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聂荣《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材料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治原则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得以萌芽生长，八二宪法颁布实施后更有所发展。……八二宪法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由五四宪法的十九条，扩大到二十四条，同时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从原来第三章提到第二章，凸显了公民权利的重要地位。……八二宪法还规定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任期，明确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方针。

——摘编自张明新《从宪法变迁视角看社会变迁与法治发展》

材料三：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着重对1982年宪法以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了修改补充。将土地承包制度入宪，将“国营企业”统一修改为“国有企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国家的基本经济体制规定下来。……1999年，2004年，2018年，国家又分别对宪法做了三次修订。习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效凝聚了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的智慧和力量。我们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人民实现了内容广泛、层次丰富的当家作主。”

——摘编自杨彦辉《1982年宪法及其修改与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等

增进民生福社是发展的根本目的，社会保障是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

材料一：宋朝建于五代十国变乱之后，加上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征战不断，难民较多，需要以社会福利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同时宋朝奉行以文立国的国策，将儒家仁政思想贯彻于一些政策诏令中，重视通过福利救济进行风俗教化。因而，官方慈善事业比较发达。与前代相比，宋朝的救济对象扩大到了社会各个阶层，政府按照财富的多寡来划分社会阶层，对其中的贫民和穷民进行重点救济。从救济项目上看，宋朝在救灾备荒的常平仓和义仓的基础上创立了专门的济贫仓种——广惠仓。宋朝还创立了多种济贫机构，其职能分工比较明确。有专门济贫的养济院，有以收治病人和养老为主的居养院，有慈幼的慈幼局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摘编自赖风林《宋朝政府性社会福利救济》

材料二：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成功实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贫困人口脱贫，演绎了充分发挥中央权威理性化优势，带动地方政府与社会协同的治理贫困的模式。中国扶贫模式的探索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发展进程相一致：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扶贫减贫成效，之后经历了“大水漫灌”的普遍救济式扶贫到区别对待的区域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最终确立了发展式扶贫。中国的扶贫模式是一种基于“共同富裕”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国家目标，而不是西方为赢得选举而安抚选民的功利手段；是一种旨在帮助贫困人口形成致富能力的发展意义上的分配制度，而不是西方“托底式”的功利性社会救济。中国的贫因治理用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福利分配方面的政治优势，有力挑战了西方传统的福利国家理论，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具有参考性的方案。

——摘编自谢岳《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