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4至6世纪，是中国和西欧历史上的一个社会动荡时期。其间，中国北方的匈奴、氐、羌、羯和鲜卑等游牧、半游牧民族以及欧洲多瑙河以北的日耳曼诸族向南方较发达的农耕地区，发起大规模迁徙运动。自公元3世纪起，各支日耳曼人如潮水般地拥入罗马帝国，甚至远徙到南欧和北非等地。公元1世纪时，日耳曼人还没有金属工业，但至公元3世纪上半叶，已经有了自己的金属、织布和造船等工业，尤其是金属工业已“有出乎意料的高度水平。”“德意志野蛮人把罗马人从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解放了出来 ”，她“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材料二   “闯关东”，主要是山东、河南、河北等省区的农民、商人向东北地区流动，在此垦荒种地，安家落户。顺治十年（1653）政府颁布辽东招民开垦令，鼓励与动员关内包括中原地区的农民到东北垦荒居住。真正具有“闯关东”的意义，应是乾隆五年 (1740）实行封禁政策之后。一道命令，就把东北列为禁区。所以，山东、河北等省的“流民”欲前往东北谋生，就要“闯关”，即闯山海关。自乾隆始，清之历朝累下禁令，流民仍“闯关”不止。一直到清亡前夕，即光绪三十二年，才最终下令废除封禁，封禁之地向内地开放，允许自由出入、自由开垦。在民国时期“闯关东”达到了高峰，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又掀起了一次“闯关东”的新高潮。

材料三   1979~2013年我国深圳人口图

材料一   葡西殖民者围绕中国的商品开辟了商业航线，中国的出口商品以生丝和丝织品为主，而进口的只有少量香料之类的商品。由于出现这种结构性的贸易逆差，美洲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成为当时全球经济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于是，中国江南丝织业市镇进一步发展，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加速形成，白银货币化的进程也随之开始。

——摘编自张传玺《简明中国古代史》和樊树志《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

材料二   五口通商后，长江中下游城市取代广州成为全国的外贸重心，江南作为上海的腹地，刺激了江南农村以外贸为目的商品生产的发展，丝茶出口增长，相关的手工业勃兴。随着上海、宁波等近代工业大都市兴起并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对周边农村地区形成极大的向心力。中外工业资本不断渗入乡间，一方面都市工业部门不断吸引农村人口，另一方面中小型加工企业扩散到农村市镇，把工业主义的触角直接伸向农村。在江南专业经济区域，最多的是机器缫丝厂和棉纺织厂。江南市镇并未超越传统形态，而是处于传统与近代之间，呈现出经济上的“半截子”近代化和社会上的“二元结构”特征。

——摘编自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

材料三   长三角城市群拥有“外通大洋，内联深广腹地”的优越自然区位和便捷的交通条件，是连接内陆腹地和国际市场的枢纽；长三角城市群国际化程度高，在市场化为主导的企业合作、港口联盟、创新协同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区域合作经验；长江文化异彩纷呈，自古以来开放进取，主动吸取优秀的外来文化，辐射内陆，走向海洋；改革开放后又率先实现从封闭型农业社会向开放型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时至今日，长江流域仍然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纽带，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将发挥独特的优势作用。

——摘编自郁鸿胜《贯通发展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之时，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并对立的时期。当时中国出于经济建设、外交便利及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上也必然趋附于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道路。此外，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处的环境跟苏联成立时相似，而且苏联的工业化模式使苏联迅速地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强大的工业国。

——摘编自林捷燕、杨近平《新中国“一五”计划的工业强国梦探讨》

材料二   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我国的工业化道路转变，国家扶持轻工业，调整和改造重工业，增强重工业为轻工业服务的功能。轻工业的迅速增长，使经济繁荣，消费品市场丰富，工业发展也更加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带动了农村的工业化，1996年，全国乡镇企业数量已由1980年的75.8万个增加到756.4万个。国家不断扩大开放，积极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鼓励出口贸易。通过改革开放，发展了一批“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

——摘编自刘欣《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