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与“大一统”

材料一

雍正皇帝认为，“天下一家，万物一源，如何又有中华、夷狄之分？ ……九州四海之广，中华处百之一，其处东西南朔，同在天覆地载之中者，即是一理一气，岂中华与夷狄有两个天地乎？”“夫中外者，地所划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虽然有满汉之名，但“夫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

材料二

美国历史学家何炳棣在1967年发表《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提出清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清朝对中国的重要性首先就表现在实现了全国的统一，给中国留下辽阔的疆域。

在清代诸多碑刻及匾额中，清朝特别撰写汉、满、藏、蒙、“回”五种文字，或者其中的两种、三种、四种或五种。如清代漠南蒙古地区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和活动中心汇宗寺立有镌刻满、蒙、汉、藏四种文体的碑铭。避暑山庄的正门——丽正门的正上方镶有乾隆皇帝用汉、满、蒙、“回”、藏五种文字题写的“丽正门”石质匾额。康熙、乾隆年间，清朝先后颁布《满蒙文鉴》《两体清文鉴》《三体清文鉴》《四体清文鉴》《五体清文鉴》。宣统三年（1911年）年底，清帝逊位诏书中明载“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义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清前期的东北、北部，西部边疆治理遵循“因俗而治”理念，分别设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伊犁将军的军管行政体制及驻藏大臣、青海办事大臣的特殊行政体制。到晚清时期，清政府率先在新疆实施建省，确立新疆与内地一致的省府州县行政体制。此后，东南海疆的台湾和东北原来将军辖地分别建立行省。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陈跃《论中国古代“大一统”内涵的发展演变》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清朝对“大一统”作出的历史贡献。

材料一：

材料二：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和管理。 在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实施的策略是：第一，因地制宜，按照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特点，分别建立不同的行政机构，在东北和伊犁地区设立将军制度，在蒙古设立盟旗制度，在西藏设立噶厦制度，在新疆维吾尔族地区沿袭以前的伯克制度，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改土归流，实行基本与中央地区一样的行政制度。第二，利用宗教，修其教不易其俗，为加强与蒙古族和藏族的关系，清政府推崇黄教，大修喇嘛庙，封赐喇嘛教首领，实行政教合一。第三，恩威并用，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封赐爵位。给予厚禄，或联姻，或召见，会盟筵宴，施恩笼络，而对破坏统一的叛乱割据势力则予以坚决的军事打击。清朝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所实施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它有效地协调了民族关系，形成了汉、满、蒙、回、藏等50多个民族共同生活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峰。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第十章第二节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 以蒙古族和藏族地区为例， 概述清朝前期对边疆地区统治与管理的主要措施及重要意义。

“大一统”是贯穿中国历史政治格局和思想文化的一条主线，是造就中国这个超大规模文明型国家的内在动力，更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纽带。下列是某学者的著作目录：

——据李勇刚《天下归心：大一统国家的历史脉络》

从目录中任选一个章节，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运用具体史实予以阐述。(要求：明确指出章节，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汉书·西域传》称：“是岁，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也。乃因使吉（郑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其大意为骑都尉郑吉被任命为首任西域都护，在“护鄯善以西南道”基础上“并护车师以西北道”，即总护西域三十六国，具有双重职责。

——摘编自王瑟《九十年探寻，勾勒西域都护府两千年真貌》等

材料二   自西汉开始，中央政府保留西域各地原有的政权建制，由西域都护代表中央政府直接行使对西域诸国国王和官吏的册封、任命、升迁、降免、处罚等权利，并为其颁发印绶。据《汉书·西域传》载，西域都护统辖西域四十八国，西域诸国“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共有376人。

——摘编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新疆历史我知道——两汉时期的西域》

材料三   唐代西域治理虽然较汉代明显加强，但是在长时段内（7世纪初至8世纪末叶）呈现兴废交替的不稳定状态，唐初所经历的安西都护府的三置三弃即突出表现。至清代，汉魏晋乃至唐五代那种西北陆疆周边部族政权林立或频繁代兴的局面已不复存在。无论是族群还是族群文化都处于一个近代意义民族形成前的大整合阶段，西域治理长期处于一种以相对和平稳定的族群关系与施治环境为主的状态。

——摘编自白京兰《常与变：唐、清西域治理之比较》

材料一   女真（后满族）人散布于我国的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明王朝在东北地区设立了羁縻卫所来管理当地女真部落，任用女真人为地方官，通过“以夷制夷”的方式管理和统治女真族地区。明王朝在东北地区推行朝贡制度化，给予女真人进京朝贡的凭证，加强了对女真族地区的控制和管理。此外，明王朝采取征讨与招抚相结合的手段，设立了地方最高政权机构——奴儿干都司，将东北地区纳入明朝版图。从辽东都司到奴儿干都司，明政府设置了45个驿站以传达政令。明政府还在吉林设造船厂制造巨船，以运载巡视奴儿干地区的士兵和军粮，从而加强了奴儿干地区与内地的水陆交通联系。

——摘编自夏曾佑《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1691年，康熙帝举行多伦会盟，规定：依49旗例编族，分左中右三路，设盟，实行盟旗制度。此次会盟，进一步密切了蒙古同中央政府间的关系，加强了北部边疆的防御力量。准噶尔部叛乱陆续被平定后，大小和卓兄弟纠集其他各部的维吾尔族上层分子于1757年发动暴乱，清政府迅速平定并在喀什噶尔等地分设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率兵驻守，皆统属于伊犁将军，加强了对天山南路的统治。清朝自东而西逐渐收揽漠南蒙古，将蒙古壮丁编入满蒙八旗。清朝皇室与漠南蒙古的贵族，联姻不断，满、蒙之百年婚姻纽带，巩固了清朝皇室对蒙古地区的控制。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一   对西方世界而言，1648年因《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订立而成为一个标志性年份，瑞典和勃兰登堡首次以界石的形式作为国界的标志，西方国际秩序由此奠定。和约规定：“参加协议的所有各方应有义务保卫和保护本和约的每一项条款不受任何人的侵犯。”与此相比，同年发生于东亚世界的一个事件似乎微不足道：这年二月，清廷颁《时宪历》于朝鲜，九月，朝鲜国王派人赴京“学《时宪历》算法”，随后于国内一直沿用此历。不过，从东亚世界的内在逻辑看，它却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奉正朔”（遵从奉行王朝的年号和历法）恰恰是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特征。

——摘编自李云泉《朝贡与条约之间：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的并存与兼容》

材料二   清代，中国主要面对的是西方各国，迎接的是与中国历代王朝都迥然不同的国际环境。《尼布楚条约》仅仅比《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晚了41年，康熙派遣了宫中两名耶稣会传教士徐日昇和张诚充当翻译，参与中俄和谈。该条约使清朝对疆域、边界的认识从漫无边际的“天下”向西方近代国界的观念转变。但也有学者认为清朝边界观念是基于中国传统“天下主义”而存在的。在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要求沙皇对其臣服，对俄政策重回“朝贡礼”路线。

——摘编自李晨哲《全球史视野下的法国传教士与康熙朝中外交流》

材料：

    从秦汉至晚清二千多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各有大致不变的方面，但就总的趋势而言，这些方面又并非没有变化。例如，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维持不变，但土地私有日益发展，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变化是平和的、渐进的和累积的，从变化迅速的现时代或短时段的眼光看，社会不免呈“停滞”或“缓进”之象，但它的内部实在又酝酿并产生了相当的变化。

﹣﹣改编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结合所学知识，就中国古代历史某一方面的“变与不变”加以阐述。（要求：自拟标题，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严密，阐述时不能抄写材料所举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