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续资治通鉴》

材料二   宋代海上交通路线图

材料一 武帝的开拓事业，论范围，论时间，都比秦始皇加倍，费用自然也加倍；光是元朔五、六年间对匈奴的两次胜利，“斩捕首虏”的酬赏就用去黄金二十余万斤。武帝又厉行水利建设，这又是财政上一大例外的支出。武帝最初的货币政策，是发行成本低而定价高的新币。以白鹿皮方尺为皮币，当四十万钱，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须用此作礼物。后来武帝实行币制的彻底改革，集中货币发行权，严禁各地方政府铸钱。

——摘编自张荫麟《中国史纲》

材料二 川蜀用铁钱，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交子之创始者，实为蜀中豪商。至天圣初，交子铺信用失坠，不能如数兑现，乃遭封闭。封闭后商业骤然凋敝，后特设国营交子务，由国家发行，流通区域限于川蜀。神宗熙宁间，交子发行已扩展于河东及陕西。至徽宗时，交子改名曰“钱引”。因旧日所发行之交子价值日落（因西夏用兵，借川蜀交子以助边费，交子发行逾原定额二十倍，故价值大落），欲以新名救济之也，然未几钱引之，价亦日落（因滥发）。概北宋之纸币制，至徽宗时已大坏。

——摘编自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

材料一：开封是最繁华的城市，到神宗朝时，人口约有百万之众，门市内手工业作坊众多，街道两旁商店、旅舍、货摊林立，市场上的商品有来自各地的粮食、水产、牛羊、果品、酒、茶、纸、书籍、瓷器、药材、金银器、生产工具等……营业时间不受限制，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和晓市。……市内还出现了“瓦子”，里面有“勾栏”、酒肆和茶楼，还有说书、演戏的，是娱乐的中心。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深圳毗邻香港，交通便利，气候温和，风景优美，在利用外资发展经济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深圳特区是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经国务院批准，于1980年8月26日正式设立。根据中央的指示，深圳特区将建成以发展工业为重点的工、商、农、牧、住宅、旅游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特区。经过40年的建设和发展，深圳由一个昔日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新兴现代化城市，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

——摘编自杨洲、张栋《城市中国》

材料一

东周至秦朝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对后世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其巨大且深远的影响。正是这一时期，中国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转型。在此之前，中国是血缘社会，在此之后虽然仍有浓重的血缘色彩，但转向了地缘社会；在此之前是封建诸侯、贵族分权的时代，在此之后是专制独裁、帝王集权的时代。这一重大转变，被史学家称为“周秦之变”。

——摘编自辛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研究》

材料二

针对有一种“唐宋变革”理论把唐、宋两代分割为二，唐为贵族政治，宋一变而为君主独裁，同时其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近代化”了的情况，然而经济史观、文化史观下的景象，与“制度史观”看到的景象未必相同。唐宋两朝的政治体制的相似性大于相异性。其间虽有变化，但其变化幅度，未必就比秦汉四百年的变化幅度更大，更达不到所谓“变革”的程度。而且，此期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若干新现象，看上去与西欧近代有点儿相似，但总体仍然从属于中国史的内在演化规律，不具西欧的那种“近代化”的意义。

——摘编自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二版序言”

材料一   就政治制度而言，宋代改制基本方向在散、在弱。一面是相权衰弱，军、民、财职权三分，较唐代低落得多。宋代设有三省，门下、尚书两省移在皇宫外面，故只有中书省单独取旨，称政事堂，和枢密院同称“两府”。另一面是中央集权，把财富、兵力集中到中央，地方则日趋贫弱。宋代地方最高一级称“路”，每一路共有四个监司官，以转运使为最重要，把地方全部财富转运到中央。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宋代“明之为州，虽非都会，乃海道辐凑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北宋元丰年间200000余户，1000000余人，及至南宋淳祐年间250000余户，1300000余人。政府设市舶司“掌番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来自亚洲、非洲、欧洲的各国商人、使者、传教士等纷至沓来，大批使团商人云集，涌现了香料、胡椒、珍珠、象牙、犀角、人参等各色舶来品，成为宋代明州与海外交往的重要见证。

——摘编自陈高华《宋元时期的明州（庆元）港》

材料一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厚捉钱以摄士人，使之俯就，一婿之千余缗。

——(宋)朱或《萍洲可谈》

薛居正子薛惟吉之漦妇(即寡妇)柴氏，将携资再嫁。士大夫向敏中、张齐贤都争着求取。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三

据南宋学者洪迈撰写的《夷坚志》记载，宋代妇女再婚的事例共有61例，其中再嫁者55人，三嫁者6人。

材料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