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这些学者（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朱舜水等人）虽生长在阳明学派空气之下，因为时势突变，他们的思想也像蚕蛾一般，经蜕化而得一新生命。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注讲经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学问，是为政治而学问……他们……断断不肯和满洲人合作，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

——摘编自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材料二   嘉（庆）、道（光）年间，白莲教痛溃于腹地，张格尔变乱于西北，英吉利凭陵于东南，士大夫懍于商羊石燕之警，惧有梁倾压侨之祸，于是自陇亩而至庙堂，相与讨论朝章国故，古今利病，边陲离合，绝域政教，而史学兴焉，而经世之音振焉。喁于相望，遂与明末遗老相桴鼓（相互应合）矣。

——摘编自陆宝千《嘉道史学——从考据到经世》

材料三   明清时期，一些关心社会政治的士大夫与思想家，以“批判的武器”抨击封建专制和空谈误国的理学。于是，在17世纪出现了波澜壮阔的具有求实批判精神的经世致用思潮，形成了又一次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上的高潮，解决了儒学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命脉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摘编自王俊义《略论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与演变》

材料   农业和私营手工业等诸多领域都突破了原来自给自足和单纯满足官府消费的理念，要求私人资本的积累和地方权力的扩张，人们愈发重视被“天理”抑制的“私欲”。……到了明朝中期，程朱理学已成为人们求取功名的敲门砖，逐渐失去了以之寻求圣贤学问的精神。目睹学术流弊导致道德沦丧、引发社会动荡的王守仁主张以心学来更新理学。

明朝中后期及清朝前中期处于大转折的前夜，其国内表征是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文化出现，国际条件是西方近代文化初入中国。然“萌芽”幼弱、“启蒙”声稀，明清文化主流延续着秦汉以来的常态，而扬弃性的文化变革在潜滋暗长，所谓“常”中寓“变”，“变’中有“常”，故明清文化宜以“袭常与新变”概括。

——摘编自汪高鑫《中国经史关系史》等

材料一   下表所示史料均反映明代中后期社会情况。

材料二   针对一条鞭法，襄阳李公曰：“以各项银差并力差工食合为一处，计银若干数，然后照丁高下，粮多寡，以此银派征之。征毕，则分此以为银差起解，及为官觅力差人之工食也。百姓完此外，无一事矣。法仍宜民哉……”而黄宗羲则说：“有明两税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银差……一条鞭法……是银力两差并入于两税也。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仍复纷然，其后又安之。谓：‘条鞭，两税也，杂役，值年之差也。’岂知其为后出之差乎？使银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杂役耶！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

——摘编自梁方仲《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