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思想家开创了“新民本”思想的体系。传统民本主义多是批判暴君，而黄宗羲从制度上分析批判；在国家治理中，他认为君与臣“名异而实同”，职责都是为万民服务；在经济政策上，黄宗羲认为古圣王的崇本息末，是崇尚礼治而禁绝佛事、倡优等不切民用的末业。黄宗羲从“天下为公”的责任意识出发，将中国民本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有学者认为，他的思想若能贯彻下去，结论应为民主共和。

——摘编自焦园庆《黄宗羲民本思想及当代启示》

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要评析黄宗羲的民本思想。

中国明末清初的思想启蒙（16﹣17 世纪）明清启蒙运动是在复兴“三代之制”的旗帜下展开的。如黄宗羲等曾以《左传》中民为“神之主”、《孟子》中“民贵君轻”的思想来批判君主专制：“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早期启蒙运动犹如在理学的磐石下畸形生长的一株弱草，发生的范围主要局限在少数进步思想家中，其影响也未超出少数清醒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及江南一带的士子阶层。

——摘编自刘念慈《试析中国早期启蒙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异同》

以上为中国明末清初思想启蒙的内容。根据相关信息，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史论结合，逻辑清楚，史实合理等。）

材料   顺治十六年（1659），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南怀仁来华，任职于清朝天文历法机构钦天监。南怀仁经常出入宫廷，为康熙帝讲授西学，还奉旨制造火炮。他在以往天主教士著作的基础上，编纂了《穷理学》一书。该书共六十卷，将17世纪欧洲流行的逻辑学教材《亚里士多德辩证法大全疏解》纳入其中，阐释了知识的等级和分类，展现了以逻辑学贯穿诸学科的西学知识体系。从无穷、分数、公约数等数学概念，到赤道、五洲、经纬度等地理问题，该书涉及自然科学的各方面知识。南怀仁还借鉴宋明理学“格物穷理”之说，创造性地使用了许多名词术语。例如，今天通用的“科学”“理论”和“实用”，被他译为“致知”“致明”和“致用”。因清朝有天主教禁令，该书删除了与传教相关的概念和提法。

康熙二十二年（1683），南怀仁将《穷理学》进呈皇帝。康熙帝认为该书内容荒谬不堪，不予刊印。此后书稿散佚民间，几乎被世人遗忘。康熙帝曾说：“赞美天王（主）之西教，与中国教化原不相容。唯西教士能通晓科学，故国家起用彼等，臣民当深体联意。”南怀仁最终官至工部右侍郎，这是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所获的最高职衔。康熙二十七年（1688），南怀仁病逝于北京。康熙帝下旨表彰，谥号“勤敏”。

——改编自郑天挺《清史》、肖朗《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史上的<穷理学>》等

材料一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史家批评宋明以来空洞议论和肆意褒贬的治史学风，把考证历代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作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大力提倡考据，史学形态又一次发生嬗变。在王鸣盛的史学观念中，考证史书所记载的典章制度、历史事实是否真实是作为治史原则提出的。这种理论认识的宗旨在于探求历史真相，只有弄清真实的历史事实，后人才可以从中明辨是非，起到褒善贬恶的作用。钱大昕主张史学的性质在于求得历史的真相，而不在于书法褒贬和义理阐释。针对我国古代历史著作中大量存在的谬误，他对古代史籍进行考异、纠谬、辨伪、祛疑。

——摘编自罗炳良《中国传统史学形态嬗变与厌史知识社会功能转型》

材料二   19世纪，德国史学家兰克在他的著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中写道：“历史学被赋予判断过去，指导现在，以利于未来的职能。本书不敢企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只想表明实际发生了什么。即历史学首先要做到‘如实直书’。”兰克认为，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应该避免空想和逻辑的推导，趣味和文采让位于客观性。为了寻求历史的客观性，兰克发展了史料考证的方法，提出历史学家应该批判地考证史料并以此作为叙事的依据。在进行史学研究实践的过程中，兰克虽然强调历史的整体性，但他认为“历史告诉我们，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我相信从全人类的观点看，人类的思想……只有在伟大的民族的历史中形成”。

——摘编自江华《论西方传统史学的特征》

材料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摘编自《亭林文集》《日知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