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古代科技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下，自成体系而且独立性与排外性强，与政治联系密切，以官办为主，形成了大一统的结构体系。在思想上，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学化的特征非常明显。在应用上，学术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和国计民生，实用性很强。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对传统典籍的整理与经验总结，缺少科学实验，轻视对理论的概括和研究。在发展水平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遥遥领先于世界，但在明清时期落后于西方，没有形成近代科学，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遗憾。

——摘编自谭周桂《浅谈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特点》

材料二：下图所示为中国与西方的“科学技术水平累加增长曲线”，学界形容这一时期的中国具有“超稳定结构”并处于“高水平停滞”时期，并据此得出了一个结论：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西方来说，科学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都存在着适应性。也就是说，制度大于技术，中国的经济和科技的落后首先体现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不思进取上。

（纵轴表示科学技术成果积分对数值）（纵轴表示科学技术成果积分对数值）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水平累加增长曲线西方科学技术水平累加增长曲线

——据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整理

皇甫谧(mi)(215年一282年)，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郡朝那县(今甘肃省灵台县)人，后徙居新安(今河南新安县)。三国西晋时期学者、医学家、史学家，东汉名将皇甫嵩曾孙。他一生以著述为业，后得风痹疾，犹手不释卷。他发奋读书，名声渐起时，周围的人就劝他修名广交，他认为：“非圣人孰能兼存出处。居田里之中，亦可以乐尧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后为名乎”。他设法借来了需要的医书，经穷搜博采，获得了大量的资料，将古代著名的三部医学著作，即《素问》，《针经》(即《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纂集起来，加以综合比较，“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终于写出了一部为后世针灸学树立了规范的巨著——《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

材料：

李时珍（1518~1593）自幼对医学感兴趣，后跟随父亲学习医术，广读天下医书。蕲州遭逢大疫，李时珍父子为民众治病，“千里就药于门，立活不取值”。经此磨炼，医术愈精。李时珍发现，以往药书中存在药物误注、图文不一、主次不清等错误，常常危及病患生命，遂立志重修本草。其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跋涉山川，采集药物标本，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他虚心拜当地人为师，问询渔樵农夫，细心收集大量有关药物、单方、验方的零散资料，撰成中医药学巨著《本草纲目》。李时珍将前人对药物的分类发展为16部、60类，以部为纲，以类为目，使中药的分类更加科学；仔细描述每味药物的产地、形态、性味、功用、方剂等，精心绘制药图。历时近30载，“稿凡三易，然后告成”。

——摘编自唐明邦《李时珍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