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总结性类书

②明成祖标榜“文治”强调了图书的教化作用

③国家统一为《永乐大典》的编纂提供了条件

④《永乐大典》被明政府确定为儒学基础读物

材料    对《天工开物》的各种解读是一个非常引人入胜、非常重要的题目。那些奉19世纪欧洲科学革命为圭臬（事物的准则和法度）的学者，力图在中国历史中找到可堪与欧洲对等的个案，找到欧洲的镜像。因此，在一些学者眼里，这本著作之存在，是中国人有志于工艺知识、技术和实用手段的一个有力证明。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宋应星之后没有学者沿着他的路数、用他开创的包罗万象的方法来了解工艺知识，这恰好足以说明中国人在思想层面上对实用事物和技术缺少兴趣；或者，他们将这本书看作一个文明的标志，而这文明中的发明和创造能力都正在趋于衰落。

我在这里所做的，便是将《天工开物》重新归置到它原本所处的各种关联之中。（在我看来）宋应星对于“天工”和“开物”这两个语汇的使用，意在将自己的文字纳入更大的关联当中，而非简单地记录工艺过程。他相信，通过描写这十八个遴选出来的工艺领域，人们可以从中学到重要的宇宙规制（“天理”），了解这些规制能让世界进入“治”的状态中。

——摘自【德】薛凤《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

根据材料，围绕学者对《天工开物》的认识提取其中一个观点，并结合所学的相关知识进行说明。

（要求：观点明确，逻辑严谨，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  张荫麟先生在《中国史纲》中认为，判断史实的标准要依据‘新异性’标准，就是该史实在人类社会中富于“内容的特殊性”，其新异性乃是相对于同一特殊的历史范围而定。同一事情，对于同一民族或地域的历史而言，与对于全人类的历史而言，其新异程度可以不同。

请根据作者的观点，用“新异性”这个概念解释“指南针用于航海业对中国和对欧洲社会的不同作用”。（要求史论结合，语言清晰条理）

材料：2016年出版的《文明的滴定》一书收录了李约瑟1944年至1966年间发表的八篇论文。据李约瑟在第六篇文章中的陈述，在1938年前后，他酝酿写作一部专著，系统讨论中国文化区的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的历史，那时他的问题意识就是“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又提出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可以概括为：曾经高度发达的中国科学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反倒是科学发展并不领先的欧洲取得了突破，发展出了现代科学？这就是李约瑟难题，也称李约瑟之问、李约瑟之谜。

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和评述“李约瑟之问”。（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   儒学教育对科技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三项（如表所示）

——摘编自姜国钧《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与教育盛衰》

材料二   医学、算学先后在南北朝进入官学，唐代还有明算科和医举，并建立了太史局、太医署、太仆寺等直接服务于朝廷的职业性科学研究和教育机构。

——摘编自姜国钧《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与教育盛衰》

材料三   宋应星（1587-约1666）青年时曾考取举人，后来连续六次赴京参加进士考试，均名落孙山。45岁以后，面对明末流民遍地的现实，宋应星不再追求科举功名，转而探求“致富”之术。他全面搜集整理传统农业、手工业技术，撰成《天工开物》一书，书名取“天工人其代之”开物成务”之义。正如宋应星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是书与科举功名毫无关系”，当时士大夫对这部书不屑一顾。后来乾隆时编《四库全书》，不予收录，民间因此更不敢印行。这部书在19世纪传入欧洲后，被誉为“17世纪中国科技的百科全书”，是我们今天探讨古代科技成就的重要文献。

——摘编自潘吉星《宋应星评传》等

文学人口由三部分组成。即文学创作者、传播者和阅读者。明代文学人口数量比唐宋有了极大增加。据统计，如果加上地方社学、里学的生员数。明代后期曾接受过一定教育的市民不下100万人。据学者估计，明人有诗文作品存世者至少有20000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共收明代著述18621种。另有学者统计。现存明文集有2000多种，几乎是唐、宋、辽、金、元诸代总和的2倍。明代形成苏州、杭州和建阳三个全国最大的刻书中心。官刻、坊刻、家刻使得大量雅、俗文学作品得以生产和保存。据《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载明代刻书者有4670人，这一数字并不包含书业中粗识文字的手工业者：据《明会典》载，嘉靖十年仅一司礼监刻书工匠即超千人。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西厢曲》《水浒传》等消费人口庞大。清人钱大昕论及当时盛况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致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全国以售书为业的书商数量也相当可观。

——摘编自李玉宝《明代文学人口的壮大与书业生产的繁盛》

材料一   16世纪，西式建筑在中国出现，多集中于澳门，主要由传教士和殖民商人修建。18世纪，由传教士郎世宁、王致诚设计，中国工匠精心修建的圆明园分园——长春园的欧式宫殿，是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光辉典范。鸦片战争后，西式建筑作为工业文明的体现，开始大量传入中国，给国人巨大的思想冲击，如康有为见识了香港西式建筑林立、街路整齐后，认为西人治国有方，进而摒弃了“西人为古之夷狄”的看法。20世纪上半叶、西式.建筑规模进一步扩大，如上海国际饭店高达24层。另外，资政院、教堂、医院等建筑也一改中国传统建筑.“城高池深”的特点，体现了某些近代社会的气息。

——摘编自田毅鹏《西式建筑进入中国的沧桑往事》

材料二   早在秦汉时期，西方就通过陆路交通，从中国瓷器、漆器等商品上的建筑、风景图案信息来猜想推测中国园林。16世纪末开始，来华传教士的著作中对中国园林的记录让西方全新认知了中国园林，如《张诚日记》认为中国屋宇、花园的美在于布置得宜和对自然的模仿。18世纪，传教士马国贤、王致诚分别将《避暑山庄图咏》《圆明园图咏》传到西方，让西方对中国园林的了解进入到图像时代。受中国园林艺术影响，英国率先在西方兴建了以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为特征的自然风景园。

——摘编自李晓丹《17—18世纪中西建筑文化交流》

中国文化不仅惠及近邻，而且泽被远西。下图关于“中国古代文化外传”的时间轴，“？”处应填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