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总结性类书

②明成祖标榜“文治”强调了图书的教化作用

③国家统一为《永乐大典》的编纂提供了条件

④《永乐大典》被明政府确定为儒学基础读物

材料    对《天工开物》的各种解读是一个非常引人入胜、非常重要的题目。那些奉19世纪欧洲科学革命为圭臬（事物的准则和法度）的学者，力图在中国历史中找到可堪与欧洲对等的个案，找到欧洲的镜像。因此，在一些学者眼里，这本著作之存在，是中国人有志于工艺知识、技术和实用手段的一个有力证明。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宋应星之后没有学者沿着他的路数、用他开创的包罗万象的方法来了解工艺知识，这恰好足以说明中国人在思想层面上对实用事物和技术缺少兴趣；或者，他们将这本书看作一个文明的标志，而这文明中的发明和创造能力都正在趋于衰落。

我在这里所做的，便是将《天工开物》重新归置到它原本所处的各种关联之中。（在我看来）宋应星对于“天工”和“开物”这两个语汇的使用，意在将自己的文字纳入更大的关联当中，而非简单地记录工艺过程。他相信，通过描写这十八个遴选出来的工艺领域，人们可以从中学到重要的宇宙规制（“天理”），了解这些规制能让世界进入“治”的状态中。

——摘自【德】薛凤《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

根据材料，围绕学者对《天工开物》的认识提取其中一个观点，并结合所学的相关知识进行说明。

（要求：观点明确，逻辑严谨，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  张荫麟先生在《中国史纲》中认为，判断史实的标准要依据‘新异性’标准，就是该史实在人类社会中富于“内容的特殊性”，其新异性乃是相对于同一特殊的历史范围而定。同一事情，对于同一民族或地域的历史而言，与对于全人类的历史而言，其新异程度可以不同。

请根据作者的观点，用“新异性”这个概念解释“指南针用于航海业对中国和对欧洲社会的不同作用”。（要求史论结合，语言清晰条理）

材料：2016年出版的《文明的滴定》一书收录了李约瑟1944年至1966年间发表的八篇论文。据李约瑟在第六篇文章中的陈述，在1938年前后，他酝酿写作一部专著，系统讨论中国文化区的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的历史，那时他的问题意识就是“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又提出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可以概括为：曾经高度发达的中国科学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反倒是科学发展并不领先的欧洲取得了突破，发展出了现代科学？这就是李约瑟难题，也称李约瑟之问、李约瑟之谜。

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和评述“李约瑟之问”。（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   外族文化进入中原地区、外城文化进入中国后，大都逐步汉化、中国化，与汉族文化、中国文化融为一体，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佛教文化，如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包括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以及西域文化等。

——吴承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

材料二   明清之际，《崇祯历书》的编纂和应用，《几何原本》的引进，以及全国大地图的测绘等标志性成果，开启了天文学、数学和地图测绘学等学科向近代科学的转变，并开始了向经世致用思想方法的转变……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并不只是单向的西学东渐，与之相伴相随的还有一个中学西渐，葡萄牙在租借澳门后，中国产品如丝绸、陶瓷、茶叶等，更多地输往欧洲，一些传教士推介孔子思想的同时，将儒家经典如“四书”及《周易》《书经》《孝经》《诗经》《礼记》等翻译为西文出版，葡国传教士曾德昭的《大中华帝国志》，全面介绍了中国历史，地理和思想史等方面的情况。1793年，马夏尔尼使团游览了承德避暑山庄，随员巴罗在《中国游记》中盛赞了山庄的园林建筑：“错落有致，间隔合宜，恰到好处，互相衬托”，另一学者又专门指出中国园林有更高级的美——不规则的自然美，这推动了英国“不规则园林”运动的兴起，随后，整个欧洲掀起了仿建中国园林的热潮，并修建了许多包含中国元素的建筑，其中不乏代表性作品。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中华文明史》与林延清《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

材料三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7卷

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3卷

材料一   儒学教育对科技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三项（如表所示）

——摘编自姜国钧《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与教育盛衰》

材料二   医学、算学先后在南北朝进入官学，唐代还有明算科和医举，并建立了太史局、太医署、太仆寺等直接服务于朝廷的职业性科学研究和教育机构。

——摘编自姜国钧《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与教育盛衰》

材料三   宋应星（1587-约1666）青年时曾考取举人，后来连续六次赴京参加进士考试，均名落孙山。45岁以后，面对明末流民遍地的现实，宋应星不再追求科举功名，转而探求“致富”之术。他全面搜集整理传统农业、手工业技术，撰成《天工开物》一书，书名取“天工人其代之”开物成务”之义。正如宋应星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是书与科举功名毫无关系”，当时士大夫对这部书不屑一顾。后来乾隆时编《四库全书》，不予收录，民间因此更不敢印行。这部书在19世纪传入欧洲后，被誉为“17世纪中国科技的百科全书”，是我们今天探讨古代科技成就的重要文献。

——摘编自潘吉星《宋应星评传》等

材料一   新罗很早就与唐朝为宗藩关系，在与唐的交往中采取的完全是一种“事唐”姿态。同时，新罗向唐朝派遣大量的留学生，据严耕望先生的考证：“自太宗贞观十四年新罗始遗派留学生起至五代中叶三百年间，新罗所派遣之留唐学生，最保守之估计当有两千人。”唐代的外国留学生一般被安排在长安的国子监学习，其学习生活费用由唐朝政府负责，“买书银货则本国支给”。新罗的留学生在回国后多有作为，为传播唐文化做出巨大贡献。

——整理自耿虎《新罗、日本遗居留学比较研究》

材料二   17世纪，传入中国的主要是西洋火炮，特别是“红毛夷”荷兰人带来的火炮“红夷炮”。在此阶段，明朝朝廷和广东、福建地方当局都主动寻求西欧新式火器样品，并积极引进通晓创造火炮技术的西洋人士，让他们参加和指导西洋新式火炮的制造。此外，这种新式火炮具有较高的技术要求，需要数理知识、实验和理论的指导，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编译火器论著的高潮。这种大规模、高层次的技术引进，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摘编自李伯重《火枪与账簿》

材料三   正是通过“新政”，从传统的小农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的迹象才真正出现。经济自由政策的颁发，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现代化的陆军体制、教育体制与现代人才培养也开始落地；还有现代法律体系与司法制度已开始成形。……另外，从1905年开始，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者被迫将逃亡海外的政治犯梁启超于1901年所设计的预备立宪方案捡起来，逐渐予以尝试。

——摘自郭世佑《帝亥革命与“清末新政”》

中国文化不仅惠及近邻，而且泽被远西。下图关于“中国古代文化外传”的时间轴，“？”处应填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