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中外经济交往日趋频繁，货币竞争渐趋白热化。18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自发引进了两种新货币——洋钱（外国机制银元）和私票，开始突破银钱并用的旧币制。因无关“钱法”，清政府循例未加干预。到同治年间，清廷怀疑二者与银贵钱贱有关，命各省督抚讨论对策。但各省督抚不懂金融，奏复都是“听从民便”“勿庸议定章程”。清末新政时期，各省奏请开设官银钱局，发行银钱票，清廷也一概照准。先后有18省开铸银元，15省开铸铜元，22省开设官银钱局。

——摘编自张宁《中国近代“货币竞争”现象论析》

材料二   在抗战开始之际，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法币为市场流通的主币，陕甘宁边区当时流通的苏维埃币则由边区负责收回。后来由于辅币缺乏，陕甘宁边区银行以公营商店——延安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了“元”以下的代价券。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停发八路军的军饷，迫使共产党把目光集中在自力更生发展边区经济方面。1941年1月30日，陕甘宁边区规定边区境内只准使用边币，但对法币跨出根据地的流通还是给予了充分考虑，规定对向外购买边区必要的物资或有正常用途要求兑换法币者，经有关机关或财政厅核准，可向银行兑换法币。

——摘编自汪澄清《货币之战：论抗日根据地的金融稳定政策》

材料一：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的商业革命。这场革命的根源可以在中国经济生产率的明显增长中找到。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11至12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到了宋代，商业的发展遂导致坊市制崩溃。商业活动不再局限在官方设立的市内进行，而是随时随地都可进行。人们在城内任何地方都可建立商店，开设作坊店铺，还可以推车挑担沿街叫卖，当然也更不存在时间上的限制了。一些大都市还形成了一条又一条的商业街，有的同行业集中经营，有的则是不同的众多行业错杂相邻。……宋代草市进一步发展，国家在那里设立镇这一行政单位，以进行管理，在镇的下面，还设立了市这一行政单位。镇市都是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在宋代广泛出现，有的镇在人口、商业税收等方面，都超过了管辖它的州军的治所城市，它们不是政治中心，而是完全意义上的工商业中心城市，所以有些学者把这一现象称之为中国的城市革命。

商业的兴盛，导致货币需求的增加。……唐代的飞钱到宋代称为便钱，仍由官方经营，并发行一定面额的便钱券。在宋代真正具有纸币性质的货币是交子。因四川使用铁币不便，当地大商人就联合发行一种纸币，称作交子，也是在一地交钱后到另地取钱。不久交子改由政府发行，并设立了机构管理，交子遂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流通纸币。……宋代的汇兑业务比唐代有更大的发展，除了沿袭唐代使用飞钱(宋代称便钱)外，国家还发行一种钞引，可以持钞引到各地换取需要的货币或实物。为便于便钱、钞引、金属货币等之间的兑换，宋代出现了许多金银钞引铺，进行货币兑换、汇款等业务。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   1932年，苏维埃国家银行正式发行苏维埃国币。苏维埃政府明确提出“苏维埃公民及一切居民，都要用苏维埃国币”的口号。国币代表苏维埃政府的信用，是以银元为本位的可兑换货币，每发100元的国币，需要30元银元的本位币支撑。为实现财政平衡，苏维埃国家银行代理中央政府发行并推销了三次公债。一期和二期发行的公债均为革命战争短期公债。第三期公债为经济建设公债，为300万元，“100万供给红军作战费，200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对外贸易作本钱”。国家银行投资创建合作社和商业体系，并向粮食调剂局和对外贸易局放贷。农民可向信用合作社借贷，以低利息购买耕牛、肥料、种子等，以抵制高利贷的盘削。

——摘编自李婧、姜雪晴《从“工”字银元到边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