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中苏两国结成了军事政治同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益。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中苏两国从盟友走向对抗的同时，中美双方彼此缓和了敌对关系，中日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许多西方国家相继与新中国建交。

1978年，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20多次率团出访，到达50多个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同年，邓小平先后四次出访了日本等8个西方国家。

1980年4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到期后不再延长，中国开始奉行不结盟外交。

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我们改变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摘编自左凤荣《新中国外交70年的历史性成就与基本经验》

材料一   从20世纪40年代起，毛泽东就开始思考工业化问题。毛泽东一度相信，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1951年12月，毛泽东明确提出，完成国家工业化，“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要“用一切办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1952年1月，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给周恩来写信，强调用不着走弯路摸索，必须完全依靠与信赖苏联的援助，从一开始就建立最现代化的工厂。毛泽东对此信非常重视，特别批示要求中央会议讨论。中央书记处连续召开多次会议，最终确定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速度力求迅速的方针。

——摘编自萧冬连《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等

材料二   尼克松访华后，中美之间的关系开始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得以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并改造、优化以军事工业、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结构。而大量进口技术和设备需要巨额外汇，中国由此开始向西方贷款，引进外资，以出口创汇为目标建立特区，渐进地对外开放。同时，为应对开放带来的挑战，改善政府财政能力，我国开始了以提高效率，增强活力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逐渐形成。随着我国工业体系的调整、完善，我国工业体系参与国际竞争，开始进入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中心的工业化进程。

——摘编自梁孝《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研究》

材料一   1961年，法国总统戴高乐指出：不能无视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存在。毛泽东对戴高乐与中国建交的提议给予积极回应。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同时发表建交联合公报，法国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这推动了西方国家在70年代的对华建交高潮。1975年5月，邓小平应邀访问法国，这是新中国领导人首次出访西方大国。1978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经济代表团访问西欧五国，首站便是法国。这次出访对促进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作用不容低估。中国吸引外资和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在亚洲始于日本，在欧洲则始于法国。1980年10月、1983年5月，德斯坦、密特朗总统先后访华，推动两国“顺应世界潮流进入技术与进步的新时代”，中法贸易额由1981年的不到7亿美元升至1989年的近20亿美元。

——摘编自孙海潮《中法关系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

材料二   戴高乐时期法国与美国的矛盾与争执，是整个冷战期间西方联盟内部最为引人注目的。戴高乐上台后，一改之前全面追随美国的“联盟政策”，强调将实现法国政策独立与行动自由作为长期战略目标。在他的领导下，法国退出北约组织，构建独立核力量；积极推动西欧一体化，实现与苏联、中国关系正常化；反对美元霸权，抵制美国经济渗透。但矛盾与争执只是法美关系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合作与共识。即使在矛盾重重时，法美两国的合作从未停止过。在共同抵御苏联威胁、维护欧洲安全等问题上的一致性，促使两国在矛盾中留有余地，在冲突中保持克制，共同维护西方联盟的统一。因此，把握好分歧与合作相互交织这一特点，有助于更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一时期的法美关系。

——摘编自张媛媛《论戴高乐时期法美关系的两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