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董卓之乱后，北方动荡不定，出现了向外移民的第一次高潮，其迁徙方向有三：其一为由关中流入长江中游的荆、襄一带，其二是由中原流入东北和辽东；其三是由中原迁往江南。当时吴国大臣中，像吕蒙、张昭、周瑜、诸葛瑾等都是由北方避乱而来，占了吴国高官的一半以上。第二次移民高潮出现在西晋末年动乱之际。迁往地区有四川荆湘、山西、甘肃、辽东、江南等地，黄河中下游地区仍是人口流出之源。这次迁移许多为有组织之迁徙，组织者往往是豪强士族，以宗族乡党相联系，势力颇大。像东晋的苏峻，招徕百姓屯聚结垒，统领数百家泛海南渡，最后发展到拥兵万人；东晋之郗鉴，也是领千余家归于晋元帝。

材料二 东晋南朝时期，众多移民掀起了规模巨大的拓荒运动，原来废弃之地重新得到开垦，还围湖造田、占山立庄，耕地面积有很大增加。麦菽等北方作物开始在南方推广种植，旱地作物的区种法也开始推行。东晋时在曲阿（江苏丹阳）立新丰堰，乌程（浙江吴兴）筑荻塘，溉田千顷，勾章（浙江慈溪县西）修复汉时旧堰。这一时期，扬州发展成为冶铸的中心，建康有左右二冶，尚方有东西二冶，荆益二州的冶铸业也有相当规模。东晋南朝时已学会制作青瓷。瓷器已成为当时相当普遍的生活用具。随着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南方兴起了一批重要市镇。建康（今南京）是东晋南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长江下游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京口、山阴、寿阳、襄阳、江陵、成都、番禺等城市都相当繁荣，其中番禺是海外贸易中心，自南朝开始，有林邑、扶南以至天竺等南亚、东南亚各国前来通商，输入象牙、犀角、香料等，带走中国的丝织品、瓷器。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麟剑《人类经济万年史》

材料一   在两汉，江南的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南朝时有稻、麦、黍、粟、菽、麻以及其他各种杂谷，它们与水稻交错播植。这一时期形成了江南稻作区、荆湘南川稻作区、汉中巴蜀稻作区、南阳盆地稻作区、淮南稻作区、交广和闽广稻作区。南朝时地方官多能注意兴修水利工程灌溉农田，水利工程星罗棋布。江南水田耕作，广泛使用铁犁和牛耕，通过深耕细作，宋时豫章郡的良田可达“一亩十斛”。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自晋氏流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

——据《宋书》整理

材料一   从西晋末年起，北方人民为躲避战乱，大批流亡南下，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也充实了劳动力资源……在江南开发的过程中，许多山区的少数民族也逐步与汉族交融。“至于（南朝刘宋）元嘉末……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盖东西之极盛也。”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永嘉南渡”，将先进技术传到南方，南方土地大量开垦，农作物品种增加，产量提高。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①大运河的开通                                   ②民众负担相对较轻

③曲辕犁的发明                                   ④社会环境相对稳定

材料一   从西晋末年开始，北方人民为躲避战乱，大批流亡南下，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也充实了劳动力资源。“至于（南朝刘宋）元嘉末……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盖东西之极盛也。

——摘编自人民教育出版社《普通高中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魏晋以来，内迁的各族与当地的汉人错居杂处，开始过定居生活，他们不断向汉族人民学习……民族隔阂不断消解，民族关系趋于缓和，到北朝后期，我国北方出现了各民族的大交融。

——摘编自统编历史教材选择性必修一《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请回答：

材料一 东晋一朝，中原丧乱，大批流民流寓江左，形成了许多侨郡县。这些人不为所在州县编户，无固定租税负担，他们与土著百姓生活无异而负担不同，引发了侨民与土著居民的矛盾，有的成为豪门世族的佃客、部曲，形成“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遂造成了“国弊家丰”的严重局面……东晋、南朝政府先后十次颁布命令，实行“土断”。所谓土断，就是以侨户现居地为准定其籍贯所在地，并登记入籍，征收赋役。户籍上，对白籍侨民实行土断，与黄籍户一样承担国家税役。对于世家大族隐藏户口的行为，严厉打击。南方土著和北方侨民混合杂居，侨流“后裔连长为南方之人矣”……“以土断定”使侨置系统与当地系统混合编制，构筑成新的地方行政辖隶系统，亦可增加国家赋税收入。

    ——摘编自雷震《黄、白籍问题与“土断”》

材料二 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以召集旧部兵力辅助司马颖的借口，终于举起了创建政权的大旗。在祖源认同上，汉高祖时曾“以宗女为公主，又妻冒顿，约为兄弟”的史实给他提供一个绝佳的依据，因此，刘渊特别强调自己与汉朝统治者的亲密关系，他称刘邦为“我太祖高皇帝”，又称刘秀为“我世祖光武皇帝”，俨然成了刘邦的“嫡系子孙”。在这种情况下，刘渊在其政权国号的选择上，自然也要与刘邦创建的汉朝拉上关系，于是即“汉王”位。……公元318年，刘曜在长安即帝位，将刘渊建立的“汉”政权，改国号为“赵”。他在改国号的同时，遵循五德历运中的行序，决定“以水承晋金行，国号曰赵，牲牡尚黑，旗帜尚玄”。这样就把自己的法统与西晋联系起来了。

    ——摘编自吴洪琳《十六国“汉”“赵”国号的取舍与内迁民族的认同》

材料一   大概从公元200年到500年，全球气候发生变化，与以往相比各处都变得更为寒冷，在中国北方地区寒冷气候出现得更早……由于气候改变的关系，草原上的民族慢慢地向南移动；核心地区的汉人，也许因为人口增加，也许因为南方土地肥沃，也慢慢向南移动。……大量的北方族群侵入南方……改变了中国本来的人口结构，同样，中国北方原来的人口在骨牌效应下，也一波一波地不断南侵，改变了南方的人口结构。

——摘编自许倬云《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

材料二   南朝时期的土地开发利用取得重大成就，不仅平原地区的荒田得到进一步的垦辟，而且偏狭的山间土地以及大量的池泽湖荡也被相继耕垦。士家大族大力营建田园，把一直沉睡的荒山野岭改交成农业生产基地。……宋孝武帝大明初年颁布“占山格”，规定官吏依品占有山林川泽，第一品允许占3顷，直至“第九品及百姓一顷”。经过长期的开发，洞庭、郡阳、太湖流域成为重要粮食产区。

——摘自赵毅《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