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587年“并无大事可叙”。学者黄仁宇却从此年入手，剖析明中后期社会，写成《万历十五年》。

该著作涉及的重要人物有：

时年24岁的万历皇帝。他一方面依赖内阁，另一方面又以司礼监太监加以牵制，后来创造了近30年不上朝的专制主义君主制史上“荒诞奇迹”；

已经去世了5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他生前虽然守住了内阁只是皇帝处理国政的助理机构、不能正式统率六部百司的底线，却把内阁政治演绎得有声有色；

在这年去世的的名将戚继光。他曾在浙闽粤沿海大败倭寇，保卫了东南海防；

在内地已成功定居了4年多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他从欧洲出发，经过葡萄牙占领的澳门，活跃于广东一带。

——据《万历十五年》编写

材料二：玉米、番薯等“种出西土”，在不少地方开始种植。

——据[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徐光启《农政全书》等

阅读材料，联系所学知识，简述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形态，并分析造成政治日益黑暗的重要原因。

材料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

从材料中提炼出一条明长城与秦汉长城不同的信息，并概括信息所反映的问题，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阐述。（要求：信息明确、问题清楚、史论结合。）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始终是以变体的家长制形态出现的，也就是“家天下”的变体。当时由于小农经济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国家的权力机构往往并不深入到乡村社会，而是止于县政；在乡村社会通过“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利用乡村自治组织力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对“家”的认同自然而然地延伸为对“国家”的认同。因此，治国和治家的规则是通用的，“三纲五常”既界定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又规范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而专制皇权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往往借助乡村社会内生的伦理教化来实现在乡村的统治，而不仅仅是借助“横暴的权力”。

——摘编自任剑萍《对中国古代“家国同构”之探析》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介绍外国历史地理著作的问世，打开了国人瞭望世界的窗口，初步产生了真实而朦胧的世界观念，同时摒弃了“天朝大国”的守旧意识。从19世纪70年代起，尤其是甲午战后，西方近代国家观念多渠道传播输导到中国，都是以西方近代国家理念为坐标，宣扬了西方近代国家的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学说和主权在民思想，无形中构成对君权至上的天朝意识的挑战。在维新人士中，严复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近代政治学说译介给国人，用进化观念观察社会和国家问题。梁启超热情传播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孟德斯坞的三权分立说等理论。孙中山也主张，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民国，“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摘编自李华兴《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政治统治的基本特点，并分析形成上述特点的主要原因。

材料   明太祖废除丞相后，繁剧的政务和大量的奏礼并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料理的，设殿阁大学士，由文人充任，批阅奏章，只可备顾问。明成祖时，殿阁臣僚入值文渊阁，可以参预机务，但“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批答出自御笔”。宣德元年（1426年），开始让内阁和个别部的尚书对中外奏章提出处理意见，用小票墨书，贴于疏面进上，称为“票拟”，然后呈皇帝“易红书批出”。及至正统初时，英宗朱祁镇因9岁登极，年龄幼小，太皇太后专一委政内阁，使内阁票拟制度化。明世宗中叶，夏言、严嵩等人执掌内阁，地位赫然为真正的宰相，亦可压制六部。然而，首席内阁大学士（或称内阁首辅）虽然有票拟的权力，但却不得不依赖于内部太监送达批红。首辅大学士的职权如同以往的宰相，但必须与宦官合作才能执掌大政，如张居正结合冯保。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材料二   明朝中枢政治结构前后变化示意表

——摘编自张之佐等《一体两翼内外相维：明代中枢政治结构之再认识》

材料三   虽然现在主流教材指出“明朝内阁始终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但也有部分人认为从现存的各种官修与私修的文献资料来看，教材观点是不符合史实的。如《明史》在叙述官职时把内阁列为六部之前，特别突出其地位；正德《明会典》与万历《明会典》中也有关于内阁的专门的阐释。

——摘编自薛权开《关于明朝内阁是否“法定”地位的争论及思考》

材料   壬午六月，太宗即位。七月，侍书黄淮改中书舍人。入见，上特命与缙（解缙）立于御榻之左，以备顾问。上以万几丛脞，日御奉天门左室，每夕召语，至夜分，上或就寝，赐坐榻前，论议几密，同列不得与闻。……九月，遂开______于东角门内，召七人者，谕以委任腹心之意。俾入处其中，专典密务，虽学士王景辈不得与焉。……永乐二年正月，七人皆赐二品织金衣，且劳之曰：“天下事咸朕与若等同计，非若六卿之分，理也。”

——摘自黄佐《翰林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