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代出现了多个新兴节日。开元十七年（729年），百官表请以唐玄宗生日为千秋节（皇帝诞节），得到唐玄宗首肯，唐玄宗还下令允许“天下诸州咸令宴乐，休假三日”。天宝五年（746年），陈希烈上奏，“太圣祖玄元皇帝（老子，唐奉其为始祖）以二月十五日降生……请同四月八日佛生日，准令休假一日”。这一建议得到皇帝首肯。贞元五年（789年），唐德宗颁布《二月一日为中和节敕》：“朕以春方发生，候及仲月，勾萌毕达，天地和同，俾其昭苏，宜助畅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内外官司休假一日。”在中和节这一天，百官要献农书，民间要用青色的袋子装着谷物及瓜果种粒来赠送亲友。此外，迄今仍堪称“大节”的清明节和中秋节也在此时诞生。据史料统计，唐代节假日的总天数超过了40天。

——摘编自张勃、李学娟《唐代节日特征述论》

材料二

唐王朝处理州郡之外的附属国家、人群和地区的边疆控御模式，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历史上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的边疆治理政策。粗略地说，它就是以册封和朝贡为主要制度的羁縻体系。这一套控御边疆的制度体系为后来的王朝所继承并加以发展。处于羁縻或册封地位的依附者，经历从宋元土官和明清土流并置、改土归流等步骤而被逐渐内地化，被纳入府县管治体系。

——摘编自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材料一：秦王嬴政兼并六国后，创造性地为自己选择了“皇帝”的名号。“皇”代表着祖先神和其他一些神明，他们很多万世不朽。“帝”则是上古人们想象中的主宰万物的最高天神。“皇帝”的产生恰恰结合了二者。

——何乐为主编《中国发现之帝国的流年》

材料二：秦始皇消灭六国后，建立起一个地域辽阔的统一政权。而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的局面，使得各地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都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这使得秦朝的统一政策很难推行。秦始皇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社会各个方面强制统一，使得大统一的观念变为现实……与此同时“大一统”的观念，又在新的现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

——葛剑雄主编《千秋兴亡——六合一统》

材料三：贞观十八年，当内奔的突厥请求在内地安置时，唐太宗不顾群臣的反对同意了，并解释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他强调 “自古贵中华、贱夷狄”，而今四海一家，就应该“胡、越一体”。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材料四：清朝中央设有专门负责边疆民族事务管理的机构——理藩院。它起初只是管理蒙古事务，后来随着疆域的开拓，将新疆、西藏等地区的事务也纳入其内，凡爵禄、朝贡、定界、贸易、宗教诸政令，并归管辖。前代的类似机构通常为礼部下属，而清朝的这一机构直接受皇帝领导，地位与六部等同，对驻边大吏有直接指导的权力。……早在入关之前，清已经颁布《蒙古律书》，行用于蒙古地区，入关后不断修订，至乾隆六年修成《蒙古律例》，乾隆末年，其内容已扩充到12卷，209条。嘉庆年间对其又进行大规模增补修订。此外清廷也针对不同边疆地区颁布了一些区域性立法，如《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回疆则例》、《钦定西藏章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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