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仍秉持传统宗藩外交理念，以理藩院、四译馆等非专门外交机构管理外交事务，出现了诸多尴尬。两次鸦片战争战败让朝野上下开始重新认识西方，甚至有人主动与西方外交“接轨”。因传统规制被打破，以前看似简单的外交事务变得日益繁杂。在列强的要求下，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中国在主动兼被动、学习与斗争中，迈出了外交近代化的重要一步。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被迫签订，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有能力的司员就有了可循上升的路径，翻译官可升本部主事，保证了外语人才可长久地服务于外交事务，并在外交上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和规范。

——改编自李书纬《晚清外交七十年》等

材料一 是役后，日本资中国赔款以兴百政，培力既厚。俄、法、德以仗义归辽，责报殊奢，而中国复乖于应付，于是俄据旅顺、大连湾，英据威海卫，德据胶州，法据广州湾，以互为钤制。 中国乃不国矣。

——杨松《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

材料二 “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这段话出自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 代表了维新派的共识。最后两句，批评了惨淡经营 30 年的洋务运动；同时，又说明了近代社会演变过程中的质、量、度。洋务运动带来的小变并不是坏东西，但那不过是一种量变。…与这种 “小变 ”不同的，是全变。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三 《辛丑条约》签订于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因该年为辛丑年而得名。条约签订日 为阳历 9 月 7 日，因此有 “九七国耻 ”一说。 

——《中外历史纲要·上册》

材料一 1901年，梁启超呼吁“过渡时代之英雄”，认为此种英雄应具备冲破旧势力的“冒险性”、过人的“忍耐性”、为国民择一“最良合宜”政体并倡率国民以此途得幸福的“别择性”。1903年，留日学生极力宣扬岳飞精忠报国、至死不渝的精神，认为他“为种魂，为国魂，为中国民族之天神”。

 ——摘编自赖静萍《从揽驭到召唤：近代中国国家建设与“英雄”概念变迁》

材料二 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者和传播者，对英雄观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并对崇拜伟人英雄的西方英雄史观予以批判。李大钊指出，“离于众庶则无英雄”，英雄也需要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发挥力量。陈独秀强调，英雄时代、圣人时代已经结束，国家“若不建立在广大群众的需要与同情的力量上面，不是难以持久，便是造成新的军阀”。 

——摘编自黄倩倩《中国共产党英雄观百年演进的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