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01年，梁启超呼吁“过渡时代之英雄”，认为此种英雄应具备冲破旧势力的“冒险性”、过人的“忍耐性”、为国民择一“最良合宜”政体并倡率国民以此途得幸福的“别择性”。1903年，留日学生极力宣扬岳飞精忠报国、至死不渝的精神，认为他“为种魂，为国魂，为中国民族之天神”。

 ——摘编自赖静萍《从揽驭到召唤：近代中国国家建设与“英雄”概念变迁》

材料二 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者和传播者，对英雄观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并对崇拜伟人英雄的西方英雄史观予以批判。李大钊指出，“离于众庶则无英雄”，英雄也需要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发挥力量。陈独秀强调，英雄时代、圣人时代已经结束，国家“若不建立在广大群众的需要与同情的力量上面，不是难以持久，便是造成新的军阀”。 

——摘编自黄倩倩《中国共产党英雄观百年演进的历史逻辑》

材料   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仍秉持传统宗藩外交理念，以理藩院、四译馆等非专门外交机构管理外交事务，出现了诸多尴尬。两次鸦片战争战败让朝野上下开始重新认识西方，甚至有人主动与西方外交“接轨”。因传统规制被打破，以前看似简单的外交事务变得日益繁杂。在列强的要求下，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中国在主动兼被动、学习与斗争中，迈出了外交近代化的重要一步。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被迫签订，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有能力的司员就有了可循上升的路径，翻译官可升本部主事，保证了外语人才可长久地服务于外交事务，并在外交上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和规范。

——改编自李书纬《晚清外交七十年》等

材料一

信息是历代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事关重大。宋代在信息的搜集和处理上，除章奏、面奏等历代类似的制度外，还有其独特之处。群臣面对、臣僚章奏、经筵议论乃至士民上书都是君主了解社情民意的途径。同时政府以行政、监察系统为主，财政、司法等专门机构为辅，建立起多层多途错落纵横的政绩考察途径来丰富信息搜集渠道。信息的搜集和处理强调时效，情报的最终汇聚点，是君主所在的“御前”。

——摘编自邓小南《宋代信息渠道举隅：以宋廷对地方政绩的考察为例》

材料二

庚子之前，清朝电报建设已初具规模。遇有紧急事件，朝廷与各省之间常通过电旨、电奏的形式沟通政情，京中对外电报线路逐渐形成东线、西线、京恰线三条。电奏与奏折相比，体例相对简洁，仅申述事实，少了繁复的礼节性饰文；由总署电局译出后，径交军机“进呈御览”，枢臣率先得观电奏。这一新型通讯方式变得日益普遍，原先双线运转的、上传下达的信息路线，一变而为多线并存的信息网络。

——摘编自郑泽民《“庚子西狩”时期电报通讯机制考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