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有学者将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原因归纳如下：

参照（1）（2），结合所学知识完成（3）（4）的陈述。

材料 宗教改革思想在法国早已有所传播。在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之前，法国的一些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就已萌发"回到圣经上去"的共同愿望。1508年，勒费弗尔·德埃塔普尔发表了一篇呼吁书，提出阅读《圣经》原文。勒费弗尔认为，罗马教廷指定的拉丁文译本已使《圣经》面目全非，因此需要进行努力，还《圣经》以本来面目。几年后，勒费弗尔先后翻译、出版了《圣经》和《保罗书信》的拉丁文新译本。在《保罗书信》的注释中，勒费弗尔已提出因教得救的思想，否认圣餐的实体转换说。19 世纪法国著名史学家米什莱更是如是写到∶"在路德前6年，可敬的勒费弗尔·德·埃塔普尔已经在巴黎宣讲路德主义。"

这一时期，路德的思想已在法国迅速传播开来。在这一过程中，印刷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国王开始时对新教的宽容态度也至关重要。起初，法王法兰西斯一世对宗教改革思想颇感兴趣。特别是加尔文思想登陆法国后，更好地反映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发家致富，在政治上参与执政的愿望，故深受法国广大资产阶级的拥护。

—吕一民《法国通史》（节选）

根据材料信息并结合世界史的具体史实，围绕宗教改革主题，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请将有关欧洲的历史事件依例填入时间轴。

材料一：16—17世纪很多人对笼罩在社会生活之上的官方政治意识形态和控制士人思想已经相当反感。随着城市、商业以及印刷技术的发展，知识的传播更加容易，出现大批士人自由讲学的风气，为王阳明学说的蓬勃兴起提供了机会。

王阳明对朱子之学的修正首先是从“心”的重新定义开始的，“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从外面添一分”。按照王阳明的说法，人的心灵自有“良知”，心灵既是道德本身，又是道德的监督者。他还提出“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不必以孔丘和朱熹的语录为真理。王阳明良知自律思想架起了道德内化与道德外化的桥梁，高扬了个体的自主性和自律性，从而把人从外在天理的奴性中解放出来。

——摘编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材料二：马丁·路德主张凭借内心对上帝的信仰就可以得救，无须事功或苦修。这使他最终从“因信称义”引申出“人人皆僧侣”这个直指天主教的革命性原则。因此，路德的“因信称义”的神学思想实现了将灵魂获救的根据从外在的教会向内在的信仰转换，把灵魂得救的钥匙从教会和神职人员手中转移到了每一个拥有真诚信仰的平民信徒心中。

王阳明思想中确实存在着突出人的主体地位的倾向，但是就其对人的规定以及对所置根其中的社会生活所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又都远远不及欧洲同时期宗教改革运动。

——摘编自黎玉琴《王阳明关于“人的发现”及其比较》

材料一   在这个文化转型的漫长过程中，15、16世纪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文化变革活动象征着一个新生命的萌动。但是旧的文化尚未死去，新的文化也未壮大，双方仍然相互撕咬着纠缠在一起。至17世纪，宽容精神、国家主义和科学理性的勃兴已经基本上决定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的胜负，只是西方近代文化的最终的凯旋曲一直要到18世纪才被启蒙运动奏响。

——摘编自赵林《西方文化概论》

材料二   在启蒙思想家的尖锐批判下，神圣的君主已丧失作为社会中心和国家化身与象征的意义。国王已经被从国家之中完全分离了出去，剥夺了它无所不有的绝对权力。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威以及政府的最终目的逐渐成为照管与增进人民的利益，因为它们必须通过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才能证明它的权利，它的存在的合理性。这些思想的传播，对欧洲乃至世界产生了深刻地影响。

——摘编自王斯德《世界史》

材料一：三教合祀是将孔子、佛祖、老君圣像并列奉祀于問一庙宇空间的信仰实践形式，其历史起源可追溯至唐代中后期。早期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者主要是僧人，这些僧人在修持佛法的同时也熟习儒、道经典，他们认为儒、道与佛在具体教法方面虽有高下之分，但本质上都与佛法相通、有利于普渡众生，故可共同尊崇。早期佛教固有的“一佛二弟子”造像传统为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提供了图像学基础，并逐渐形成“以佛居中、老君居左、孔子居右”的圣象位次模式。三教合祀庙宇具体名称包括“三教道场”、“三教院”等佛教类名称。唐代统治者在尊奉儒家正统的同时，将佛道视为辅翼教化的有力手段，对于儒释道三教都予以认可、扶持。到了宋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三教一致”、“三教同归”的思想氛围。三教合祀也充分契合了普通民众对提高祈愿“灵验性”的关切及“多多益善”的淳朴观念，因此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摘编自王群韬《三教合祀庙宇考源——“佛教中国化”的信仰实践视角》

材料二：1536年，宗教改革后的瑞士将宗教的管辖权收回本国管理，日内瓦完全成为加尔文实现其宗教理想的试验场。在政教合一的共和体制下，加尔文对市政厅的谕旨得到了完全的执行，其中也就包括于1541年颁布的、对瑞士钟表业产生最为直接影响的《教会法令》和《限制奢侈法》，它们极大地打击了首饰业。随着教徒与日俱增，新教教堂在各地雨后春笋般建立，仅在法国的加尔文教派就有着约2150所教堂、约100万名教徒。尽管它们不需要奢华的礼器，但这些教堂仍需要大量的钟表来报时。16世纪中期，日内瓦成了新教徒的避难堡垒，吸引了全欧洲新教徒的资金。这些钱除了用于宗教改革外，也促进了钟表业的发展。加尔文赋予新教伦理节俭、勤勉等商业美德，这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社会时间观念增强，制表匠对制表工作产生了无限的热爱和坚定的信仰，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给瑞士人带来巨大的财富。

——摘编自马丁《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