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①—⑦表示处理此事的先后步骤）

秦汉至唐宋宰相机构演变

材料一

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建构的政治体系，形成了以“天权”为政治合法性来源的第一种权力，以“皇权”为世俗政治最高统领的第二种权力，以“官权”为具体政治实践的第三种权力。“天权”孕育了“皇权与官权”的生命，使得后两者在它的“哺育与抚养下”茁壮成长。皇帝需要利用“天权”，不断地来证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使得天下万民来顺服自身王朝的统治，进而来促使自己的“皇权”不断巩固。至于“官权”，作为执行“皇权”的意志，宣扬皇帝的威严，使得皇帝得以更好地统治这个国家的力量，当然需要得到“皇权”的有效认定，若“官权”的存在如果仅依靠于“皇权”的赋予，其必然会产生很强的依附性，直至彻底沦为“皇权”的附庸。因此，“天权”的存在为此问题提供了解决的方案，基于“天权”是“皇权”完美权力形态表征的特点，“官权”在做出违抗“皇权”的举动来维护自身利益时，其理论依据及来源，便是“天权”与“皇权”之间的妥协承认，如此“官权”便得以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张胜利《皇权、天权、官权：中国传统建构中的“三权”分立与制衡》

材料二

 ——整理自《大明王朝1566》《万历十五年》

材料三

在这场叫魂危机中，乾隆不断避免将这一妖术恐慌与妖术实施过程中“剃发”这一反抗与其统治合法性密切相关的强制举措割裂开来。同时，对于地方官来说，如果把发生的事件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之内，不仅可以给上司一种地方上“平安无事”的印象，地方官本人也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规独立全权地来处理事件，而不必受制于专断独裁的君权。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官僚制度优游从容的常规就会被打乱，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于君权的反复无常的淫威之下。对地方官来说，要避免这样的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息事宁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锁有关的信息。于是，中央对江南地区信息流动的掌握，变得如此无力。

——整理自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阅读材料，提取关联信息，自拟一个题目，并结合相关史实，写一篇历史小论文。（要求：立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述成文）

材料一：秦统一中国后，就推行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制度，

至此，上至帝号、皇帝活动、王侯官员，下至百姓，都有了统一称谓，各异的文字书写也统一为更加简洁的、能够更好适应庞杂公务的隶书，由此，上下一致的文书话语体系开始形成。隋唐时期，文书制度依托于三省六部制，发展出了相对成熟的制作规程、审核机制和运行流程。无论是“三省”之间的权力分工，还是执论制度、避讳制度、平缺制度、贴黄制度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唐六典》中规定：“今册书用简，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救用黄麻纸，敕旨、论事敕及敕牒用黄藤纸，其敕书颁下诸州用绢”“中书合人学侍奉进奏，参议表章……既下，则署而行之”“凡文案既成，勾司行朱施讫，皆书其上端，记年、月、日，纳诸库”。任何诸如随意改动、漏发错发、弄虚作假、盗用泄密等行为，皆会依据法典被施以惩戒。

——摘编《从文书行政到文件政治：破解我国规范治理难题的内生机制》

材料二：朱批奏折缴回之举肇始于清康熙朝，制度确立于雍正朝，乾隆朝又有新的补充发展，虽朱批“览”“朕安”一二字者亦需缴回，由此逐步形成了严格的朱批奏折缴回制度，并为以后所承继。清廷最初规定臣僚所存朱批奏折于下次上奏时趁便奏缴，其后改为按年呈缴，清末又改为年终交由军机处汇缴。朱批奏折需连同奏匣、奏夹、封套一并缴回，在京官员赴衙门，在外官员则赴该省督抚处呈缴，休致或降革官员则呈明该省督抚、该旗都统代缴。臣僚所存朱批奏折不得隐匿存留，违者严加惩处。

——摘编自项旋《皇权政治与信息控制—清代朱批奏折缴回制度考论》

 材料一 秦统一中国后，就推行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制度，至此，上至帝号、皇帝活动、王侯官员，下至百姓，都有了统一称谓，各异的文字书写也统一为更加简洁的、能够更好适应庞杂公务的隶书，由此，上下一致的文书话语体系开始形成。隋唐时期，文书制度依托于三省六部制，发展出了相对成熟的制作规程、审核机制和运行流程。无论是“三省”之间的权力分工，还是执论制度、避讳制度、平缺制度、贴黄制度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唐六典》中规定：“凡文案既成，勾司行朱施讫，皆书其上端，记年、月、日，纳诸库。”任何诸如随意改动、漏发错发、弄虚作假、盗用泄密等行为，皆会依据法典被施以惩戒。

——摘编自周光辉等《从文书行政到文件政治：破解我国规范治理难题的内生机制》

 材料二 宋太祖即位后，革除前朝之弊，“中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并采取派遣官员监察地方等多项措施，“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宋太宗时，节度使掌控的支郡也被收回，从此“无复领支郡者”。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 国家是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是社会发展到“复杂化”阶段以后才产生的。有的国家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原创的国家可叫做原生国家；有的国家是学习模仿别的国家建立的，可叫做次生国家；有的国家是在旧的国家被摧毁后重新建立的，可叫做再生国家。综观中华大地，无论是华夏汉民族的原生国家、少数民族的次生国家，还是各种类型的再生国家，其形成与发展过程，既与古代希腊罗马不同，也与欧洲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后形成的民族国家不同，而是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受到后代史家称颂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天下大治的盛世，都是因为国家得到有效的管理而出现的，否则就难以维持下去。例如，秦朝、王莽的新朝、西晋、隋朝都是大一统的帝国，然而却都国祚短暂。刘邦、刘秀、李渊、朱元璋和朱棣之所以能够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正义，也不是因为他们顺天应命，更不是因为他们服从了历史规律或适应了历史潮流，而是因为他们不仅能够在战略和战术上战胜竞争对手，并且能够有效地管理社会。

——摘编自叶文宪《中华古代国家创生演进的独特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