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末五代时期，军阀割据混战、社会动荡不安，行伍出身的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以后，毅然革除武将所凭恃的政治资本，奉行“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通过一系列政治变革，将国家治理方式由武转文，以至于“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为了以本朝文人官僚取代前朝旧臣，将科举取士规模空前扩大，士大夫势力迅速崛起，逐渐成为与皇权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官僚集团，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

——据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等

材料二   宋代的中央政府管理体系多头分权，效率并不很高。但是，宋代没有贵族，皇室和后族基本上都不参与政治，政府是由科举出身的文官组成的。文官们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也有一定的办事能力。但是，就宋代整体而言，并不是效率很好的政府。整个宋代有那么多著名的文人和思想家，可是真找不出一个像样的政治家。政府内部党争不断，许多贤达之士就在党争之中冲销了彼此的贡献，甚至于因此而牺牲了。宋代并没有管制思想，也没有官方钦定的理论，可是那么多思想家的自由竞争，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像西方启蒙时代一样的风气。

——摘编自许倬云《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

材料一   北宋人对本朝超迈唐代的财政能力和国家治理效果颇为自得，称宋太宗朝岁入缗钱已“两倍于唐室矣”。北宋财政增长首先来自较唐朝更加严密的财政征调制度。北宋前期三司统领财政……北宋获取工商业财源的主要途径是向民间征收商税和实行禁榷(指的是政府专卖)。宋朝第一次制定了系统的商税制度，建立了从京师榷货务到地方商税务场的征税系统，第一次使商税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收入。

——摘编自黄纯艳《北宋财政能力与国家治理》

材料二   宋哲宗时，大臣刘挚说：   “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制，出入战守，惟所指麾。国家承平百有二十余年，内外无事，以其制御边臣，得其道也。”宋仁宗朝以后“自来武臣在边，多被文臣掣肘”的现象日益突出。欧阳修曾说过：   “大凡武臣，尝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争，实是武人理曲，然终亦不服，但谓执政尽是文臣，递相党助，轻沮武人。”以文驭武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军功阶层在宋朝政治上消亡，入伍从军为世人所鄙视。

——李华瑞《宋型国家历史的演进》

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察访查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之。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弩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

——卫宏（东汉）《诏定古文尚书序》

昭王曾孙政并六国，称皇帝，负力怙威，燔书坑儒，自任私智。

——班固《汉书·地理志》

从历史逻辑来看，留意于仁义之际的儒生与秦所奉行的法家治国理念并不兼容，秦帝国建立后，儒生集团与秦始皇龃龉不断，将“坑术士”理解为坑儒也更符合历史逻辑。

——白效咏《坑术士“新证”》

“史料互证”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通过对不同的历史文献、资料进行对比、交叉验证，以寻求历史事件的真相或更准确的解释。上述各则材料能否形成互证，证明“坑儒”的客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