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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南朝宋人裴松之在评析诸葛亮的抱负时说：“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在此，“中华”是以北方中原地域为核心的国家内涵。裴松之生活于南北政权分裂的时期，其论述亦体现了东晋士人对“中华”一词的国家地域认识。“中华”一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典籍中开始出现并在此之后大量涌现，与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环境密不可分。从根本上说应是“胡人”大规模进入中原地域的一个结果。

——摘编自张宏超、苍铭《“中华”一词的概念史研究》

材料二   “中华”一词出现于西晋末年并非偶然，它是原中原地区的朝臣、士人为将中原地区的政治、文化与社会传统同胡族及其他文化相区分而产生的一个自我称谓。然而，晋室南迁后，“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是当时极普遍的现象。北魏、北齐、北周，均有相当数量中华士人参与权力中枢，他们是为北方民族政权塑造“中华”身份并推动其一步步融入“中华”的关键力量。北魏、北周等少数民族政权在主观上对“中华”不抵触、不排斥。从东晋南北朝近400年的分裂到南北重归于统一、“中华”涵义发生了根本变化。尤其在入唐以后，“中华”一词广为流行，不但成为唐朝的别称，很大程度上也成为中国的名号。

——摘编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东晋南北朝至隋唐胡汉融合与“中华”词义嬗变》

材料   秦朝统一后兴建一系列重大工程，如修筑长城，建造宫殿等。有学者指出：秦时全国人口约2000万了，而服役的人数总计不少于300万，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5%。秦王朝为获得更多劳役和赋税，制定严刑峻法。班固指出：秦朝“法令烦憯，刑罚暴酷，轻绝人命，身自射杀，天下寒心，莫安其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民唯有揭竿而起，推翻暴秦。隋朝同样如此，隋炀帝营建东都，修建大运河，三征高丽，劳民伤财，激化了社会矛盾。至于法令，隋文帝时规定，盗钱一文者处死，炀帝时尤甚。随着阶级矛盾激化，人民起义推翻了隋朝。

汉唐王朝目睹农民起义战争的伟大力量之后吸取了秦隋短命而亡的历史教训，在建立之初便改弦更张，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以稳定封建秩序，巩固封建体制下的中央集权制，恢复社会经济。汉唐王朝还减轻赋税徭役和人民负担，废除严苛法律，促使国家自耕农正常生产，国家经济实力增强，文化繁荣发展，国力强盛，从而出现了汉初的“文景之治”和唐初的“贞观之治”。

——摘编自闫学军《秦隋王朝速亡政治原因之比较》

材料一   中国古代部分时期人口数量

材料二   （东汉末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注：奴婢、徒附为依附人口，不为国家所掌握）。

——《后汉书·仲长统列传》

材料一：

多维视角下的隋代政区改革高祖（文帝）受终，惟新朝政，开皇三年，遂废诸郡。洎（到）于九载，廓定江表，寻以户口滋多，析置州县。炀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并省诸州，寻即改州为郡，乃置司隶刺史，分部巡察。

——《隋书》卷29《地理志》

——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

材料二：

研究行政区划至少与三个学科有基本关系，一是历史学，二是地理学，三是政治学。行政区划不但是一种现实存在，而且是一种历史现象。行政区划本身是历史的产物，而且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没有哪一个政区不是前代的沿袭或变革。

行政区划又是一种地理区域，是一种人为的空间概念，它的存在与变迁都与其他地理因素有密切的关系。行政区划既是划定于地球表面之上的，当然要与自然地理环境相关；而行政区划之中又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实际上包含了人文地理环境。

行政区划又是中央与地方之间发生行政关系的产物，行政区划的变迁往往是政治过程造成的，也就是说，政治的需要往往是行政区划变迁的主要原因。

——摘自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结合隋代政区改革的史实分析说明材料二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