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西方学者在讨论中国或亚洲历史时相信西方，更具体地说，西欧社会经济历史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缺乏西方式的近代化发展，不是因为他们的历史发展轨迹与西方不同，而是因为其本身的文化、政治、经济缺陷导致其历史的反常和歧变。而且，中国只能经由西方的冲击才能回到正确的历史轨道上来。按照费正清的观点，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漫长世纪中，落后封闭和自我中心的朝贡体制是中华帝国管理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它使中国孤立于世界近代化的潮流之外。直到鸦片战争之后，它才在西方坚船利炮的轰鸣声中黯然消失。

    贡德·弗兰克严厉批判时下流行的世界体系理论等其他强调西方经济在18世纪及其以前占主导地位的论点。中国不仅是当时世界上主要制成品生产国，而且直到18世纪末仍然是全球贸易中心。相形之下，欧洲制造业并没有任何可以进入中国市场并与当地产品相竞争的产品，因此，西欧各国在当时的世界贸易体系并不具有欧洲中心论者所强调的中心地位，相反，他们是通过参与亚洲内部的贸易活动牟取欧洲急需的财富，借助美洲殖民地生产的白银购买中国商品。另一方面，美洲白银的输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扩大了原有全球性贸易网络。

——据赵刚《清代经济史：全球化与康乾盛世》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材料中的任何一个观点。（论证要围绕主题展开；论点应有史实支持；论述要层次分明；语言要通顺流畅）

材料：谢清高，广东人，18岁使出洋谋生，随外商海船遍历南洋群岛和世界多国，历时14年。后因双目失明被解雇，流落于澳门，靠口头翻译以维持生计。1820年谢清高在澳门把自己航海所去过的国家和地区及所见所闻口述给杨炳南，由杨炳南笔录为《海录》．下为该书对美国的一段记载。

    咩哩千国（美国），在英吉利西。由散爹哩（一地名）西少北行，约二月；由英吉利西行，约旬日可到。亦海中孤岛也。疆域稍狭。原为英吉利所分封，今自为一国。风俗与英吉利同，即来广东之花旗也。土产金银、铜、铁、铅、锡、白铁、玻璃、沙藤、洋参、鼻烟、呀兰米、洋酒、哆罗绒、羽纱、哔叽。其国出入多用火船，船内俱用轮轴，中臵火盆，火盛充轮，轮转拨水，无烦人力，而船行自驶。其制巧妙莫可得窥。小西洋诸国亦多效之矣。自大西洋至咩哩千，统谓之大西洋。多尚奇技淫巧，以海舶贸易为主。自王至于庶人，无二妻者。

──据黄长义《近代前夜中国人的美国观》

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围绕“近代前夕部分中国人对海外的印象”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一：宋代城市，除了专门的酒楼、茶馆、食店(风味饭店)、肉行、饼店、鱼行之外，还有许多流动商贩，产品包括点心、干鲜水果、肉脯等不下百种。东京城商铺林立，一应俱全，尤其是来自海外的香料铺也出现在街头，说明当时市民阶层也开始使用香料了。宋代政府让各类商人组成行会，并按行业登记在册，否则就不能从事该行业的经营。盐、茶等商品具有特殊性，往往会由政府专营。

——摘编自刘永加《唐宋时期如何活跃消费市场》

材料二：清代的城市体系在鸦片战争后受到了外来的冲击。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个沿海商埠，并允许外人在通商口岸居住，这就在原有体系上捅开了几个小小的缺口。西方列强趁中国的内乱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从而取得了在长江航行的特权并迫使沿海沿江的更多口岸对外开放。据统计，自五口通商到 20世纪初，列强通过历次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多达70 多处。这些相继开放的、主要分布于沿海沿江地区的通商口岸，最终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面向外部世界的开放型的城市体系。

——摘编自姜涛《中国近代城市体系的变动》

材料   晚清报人群体的演进

——据付登舟、赵晨韵《晚清报人群体演进的历史考察》

材料一：西周建立后，逐步形成了以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和社会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思想。其中，政治安全又被放在最为核心的位置，具体内容包括“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借助国民对天神和祖先的信仰强化政治势力、构建礼乐制度以明确等级秩序等。据《周礼·天官》所说，周王朝“以九职任万民”，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三农”，可见当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西周时期还未实现国家“大一统”，各地军事上冲突不断，周王从制定军事礼仪、统筹部署国家军事力量等方面形成相应的军事安全思想。为维护西周社会安全，周人形成以神权政治和社会伦常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并进一步围绕阴阳和谐观念构建出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打造了中国古代理想社会的思想底框。

——摘编自辛文、韩鹏杰《国家安全学理论视角下的西周国家安全思想研究》等

材料二：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下，中国传统的国家安全思想逐步发生嬗变。近代启蒙思想家和开明官员们开始“开眼看世界”，主张欲救亡图存必须先了解并学习西方。自此，中国开始谋求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下与世界进行正常的交往和互动。同时，有识之士对发展的认识逐渐超越了传统“以农为本”思想的局面，注意吸收西方商业文明的成功经验。近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曾指出：“各国并兼，各图利己，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19世纪中后期，在新疆阿古伯“政权”作乱及日本入侵台湾的陆海紧张局势之下，出现“海防”与“塞防”之辩。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派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各陈利害，清廷最终采纳了左宗棠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建议。但是，这种折中方案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近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资源匮乏的问题，甚至间接导致了后来甲午战争中塞防与海防皆失的尴尬局面。

——摘编自王熙《四个维度看近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嬗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