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汉初，奉行“无为”而治，诸子百家学说重新活跃起来。西汉中期，诸侯国的势力日益膨胀，土地兼并剧烈，匈奴为患，都威胁着西汉的稳定，积极有为的政治思想成为时代的需要。董仲舒把儒家思想与当时社会需要相结合，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得到汉武帝的全面肯定。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付诸实行。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颁诏正式建立太学，将儒家经典“五经”确定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从此，汉代儒学得到重大发展，并成为后世历代王朝的正统思想。

根据材料，概括汉代儒学能成为正统思想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孔子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

材料二 

【医学瑰宝彰显医德】 
材料三：他自幼嗜好医学，少年时曾跟同郡张伯祖学医。东汉末年，南阳一带伤寒流行，病死者很多。他钻研《内经》《难经》等古代医书，博采众方，并结合个人临床实践经验，写成《伤寒杂病论》。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16世纪末至18世纪，欧洲出现了大量介绍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著作和译作，作者和译者大都是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儒家的道德标准推崇强烈的自律意识，即自己希望实现的目标也要帮助别人实现，而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同样重视对言行准则的规范，其教义强调克制欲望、努力工作、勤俭节约，通过今世的善功来彰显上帝的恩泽，进而成为上帝的选民，最终得到拯救。欧洲当时处于封建君主专政和宗教神学统治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和思想家从儒家学说中看到了曙光，希望借用儒家思想和理念来解决时政的弊端，推行自己的主张和理想。

——摘编自王倩《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

材料二：明清之际，《崇祯历书》的编暴和应用，《几何原本》的引进，以及全国大地图的测绘等标志性成果，开启了天文学、数学和地图测绘学等学科向近代科学的转变。尤其是西学重实验、重应用、重理性思维的特点，给中国知识界以深刻的启迪，开始了向经世致用思想方法的转变。而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传入，使中国知识界产生极大的震动，中国并非是世界的中心，在中国之外，世界上还存在许多国家；同时，也并非只有中华文化高明，西方科学文化也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学习。

——摘编自林延清《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

材料一：魏晋时期，门阀大族颇重家风、家训，强调“雅有家风，政事规为”。唐代士人阶层编层撰家训的风气日盛，如王方庆《王氏训该》，柳琨《诚子孙》，唐太宗作《帝范》也可视为帝王之家的家训。家训内容多以“忠孝”教育为主，开启中国古代“诗书传家”的文化传统。宋朝家训除诗歌、铭、短文外，还出现了大量专著，首重忠君报国，次则重修身守礼。贵族文人家庭也重视女子教育，《女孝经》《女论语》应运而生。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空前繁荣，甚至商贾之家都有家训。明太祖颁布“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母作非为”的《教民六谕》，成为明朝家训的指导原则。清朝统治者对明太祖的“六谕”稍作修改，要求乡约每月宣讲。明清家训重视贞烈观，以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妇孺皆知。

——摘编自徐少锦《中国家训史》

材料二：鸦片战争后，家训已经不是以传统的专著作为支撑门户的柱子了，而是以家书为主要形式。《曾国藩家书》的节选：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凡仕官之家、由俭入易，由诉价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若伶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息，未有不败！左宗棠在给长子孝威的信中说：“试看近时人才，有一从八股出身者否？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李鸿章在《示儿文》一信中说：“（国人）受人凌辱之原因，莫外乎不谙世事，默守陈法，藏身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岂知世界文明，商业较重于文字，窥各国之强盛，无独不然。”

——摘编自朱明勋《中国传统家训研究》

材料三：延安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成为红色家风建设的实践主体。朱德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对革命尽责，对家庭感情较薄亦是常情，望你谅之。”毛泽东也曾向其表兄说明：“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在一封封家书家信中，无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革命信念、生活信仰、道德情操体现得淋漓尽致。

——摘编自魏继昆、崔保峰《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红色家风建设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