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周官》《礼记》记载，周代已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和右史。“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代史官们作为主要解释世界的精神领袖，他们的职守之学和文化创造，构成了周代独有的“史官之学”。刘师培指出，“周代之学术，即史官之学也，亦即官守师儒合一之学也。”其理由有二：“一为史官普设于列国也；二为史官为世系之职也。”“史官之学”不仅涉及到人类早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也是对早期中国思想文化进行发展和改造，并使之最终形成了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独具特色的“礼乐文化”。

——摘编自张铮《论中国早期“学”“术”的产生与发展》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史官文化向普及型、开放型文化迅速转变，这种转化的基本动因是社会形态和制度转型。在此时期，许多史官因不能保持原来的禄位而流散各地，文化被史官垄断的局面因此被打破。同时，史官们在谈论具体的政治与历史问题时，往往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通变的思维、开阔的视野来进行论述。

——摘编自罗德荣、胡如光《春秋战国文化传播的历史进步》

材料一   春秋时期，王室的文化官丧失了原有的地位，形成了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至孔子开私人讲学之风，墨子继之，其宗旨又在‘有教无类’，故智识平均发展之速率益增”。依附于各阶级思想上的代言人围绕新旧生产关系、社会制度、文化教育以及制度建设等问题，各抒己见，激烈争辩，“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弛说，取合诸侯”，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摘编自杨高男《先秦学术思想发展之概观》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一切学术文化，必以当时门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其解答。当时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中，由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有生长发展。

——摘自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材料一：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发生的历史条件，在于春秋时期为之奠定了人才和思想资源两大基础。其产生既是当时时代的需要，也是中国古典文化首次大展现。为后世文化发展，树立了光辉榜样。

——摘编自薛国中《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历史条件》

材料二：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尊崇儒术”，看似十分矛盾的两个历史事件，但他们制定政策的理由和目的却是相近相同的，即都是为了统一人们的思想，巩固大一统的封建专制政权。然而，秦始皇失败了，秦朝短命而亡；汉武帝成功了，儒术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支柱。

——摘编自张玉书、杨晓青《“焚书坑儒”与“尊崇儒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