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纵观中国近代历史，晚清洋务运动所开启的，是一条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不归路，一旦开启，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就绝不会止于清末种种改良与改革举措所规定的界限之内。其“师夷之长技”的实质是经济变革，经济的变革、发展与其迟早必然引发的政治变革与维护清王朝统治之间的矛盾，对于清廷统治集团来说无疑是一道无解之题。所以，只有当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通过革命方式使其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清廷统治集团才被迫以接受“优待条件”而无奈地退出历史舞台。但辛亥革命中存在诸多弱点，对旧制度的扫除并不彻底，传统守旧的政治势力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继续有待于新的时机与新的推动力量。

——摘编自李学智《清末改良与辛亥革命后的建设：以宪法、国会为中心的考察》根据材料信息，提炼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论述准确，史论结合，逻辑合理)

材料：我们到了19世纪遇着空前未有的变局……直到受了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的痛苦，然后有同治初年由奕䜣、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这个运动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甲午以后，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第二个方案。严格说来，拳匪运动可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的方案。等到自强、变法、反动都失败了，国人然后注意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救国救民的方案。

——摘编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说明材料所涉及的“救国救民的方案”，并归纳这些方案所体现的共同时代主题。

材料 纵观中国近代历史，晚清洋务运动所开启的，是一条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不归路，一旦开启，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就绝不会止于清末种种改良与改革举措所规定的界限之内。其“师夷之长技”的实质是经济变革，经济的变革、发展与其迟早必然引发的政治变革与维护清王朝统治之间的矛盾，对于清廷统治集团来说无疑是一道无解之题。所以，只有当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通过革命方式使其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清廷统治集团才被迫以接受“优待条件”而无奈地退出历史舞台。但辛亥革命中存在诸多弱点，对旧制度的扫除并不彻底，传统守旧的政治势力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继续有待于新的时机与新的推动力量。

——摘编自李学智《清末改良与辛亥革命后的建设：以宪法、国会为中心的考察》

根据材料信息，提炼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论述准确，史论结合，逻辑合理。）

材料一   在经历为启动工业化奠定基础的过渡时期(大致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后，日本开始了工业化进程。首先，日本民营企业获得了较快发展，接着日本近代的财政、金融体制雏形初现。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及随后签署的《马关条约》，日本获得2亿两白银赔款及在中国开放港口的通商特权，工业化全面提速。1875 年到1885年，轻工业是日本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1900年到一战前，日本继续扩大轻纺工业品出口，促进生丝、棉纺织品的出口。与此同时，日本重工业和化学工业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经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与军事有关的工业开始迅速扩大。20世纪30年代后，作为新兴产业的电力、电机、通信、机床、车辆、化学、药品等产业也成长起来，日本迅速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摘编自郑有国、高文博《中日工业化道路比较分析及其启示》

材料二   1955年，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称：“只有重工业。才能供给我国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以最新式的装备。只有重工业，才能供给我国农业以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并帮助我国五亿农民最终地脱离贫穷状态。”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在强调重工业是建设重点的同时，要多发展些农业和轻工业，使重工业的发展基础更稳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布局.，并投资建设了一批机床厂，通过引进和消化国外先进技术，短期内就建立起由号称“十八罗汉”的重点企业构成的机床工业。正是拥有了制造机床的能力，中国的工业发展才真正具备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基础，逐步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从而使中国能从中端而非低端嵌入到世界产业链，缩短了在世界产业链.上的攀登时间。

——摘编自严鹏《优先发展重工业是顺应大势之举》

材料   鸦片战争后，中国再次开启了大规模的西学翻译活动。19世纪中后期，官方从事翻译工作的主要机构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其聘请的知名中国译员有徐寿、华蘅芳、赵元益等。1850-1899年，自然科学与应用技术方面的译书数量占到70.4％；从译书语种来源看，译自英国的书籍占50.5％，美国的占14.5％，日本的占15.1％，俄国的仅占0.3％。19世纪末以来，国人对西方政治、法律制度方面书籍的翻译出版需求迅速提升。仅1902-1904年，关于此类书籍的翻译就占到了49.5％，而关于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领域的译书占比则下降到31.55％。1902-1904年的译书中，60.2％译自日本，英美为16.8％，俄国只占0.7％。

——摘编自钱存训《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材料一   19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人用条约制度把古老的中国社会拖出了旧轨。在这个过程里出现的西学东渐，使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看到了与惯见稔熟之物不同的另一种东西。由此产生的比较，与中华民族在磨难中的苦痛交织在一起，但又以近代的欧西映衬中世纪中国，显示了先进与落后的不同。这种矛盾，曾使每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忧时之士在抵拒侵逼的同时又不能不以彼律己，省察自身，于是而有历时久远的中西之争和每一代人择取西学的不同命题。

——摘编自杨国强著《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材料二   欧战后很多中国人几乎形成一种共识—世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故“新文明”“新世界”“新中国”“新社会”“新人”逐渐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新文化”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名词之一、且几乎可以涵盖上述其他所有名词。五四学生运动之后，蔡元培就希望全国学生要担起“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的责任。有人甚至认为“要救济今日社会无限的危险，增进将来社会无限的可能，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化，不能不创造新文化”。或正是看到了“文化运动”与“创造新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有人开始使用“新文化运动”一词。稍后更有人总结“创造新文化，传播新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

——摘编自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