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南澳Ⅰ号”沉船所载瓷器，以漳州窑青花瓷为大宗。青花瓷大盘和带盖青花瓷钵是代表性器物，属于外销瓷中的常见类型。从沉船的货物来看，“南澳Ⅰ号”沉船的始发地极有可能是福建漳州月港。南澳海域位于闽、粤、台交界海面，自古以来即为东南沿海通商的必经泊点和中转站。该地“番舶寇舟多泊焉”，时荷兰人称其为“好望角”，可见当时南澳海域航线之繁忙。

——摘编自崔勇《广东汕头市“南澳Ⅰ号”明代沉船》

材料二   沉船中漳州窑瓷器的图案，均模仿自嘉靖、隆庆之际景德镇青花装饰。沉船中景德镇瓷器的年代，上限为嘉靖年间，下限不晚于隆庆年间，这表明“南澳Ⅰ号”极可能是隆庆开海不久的一艘沉船。沉船发现的位置，处于漳州至马尼拉航线的初始航段。菲律宾是迄今为止发现漳州窑瓷器最为丰富、集中的区域，特别是菲律宾发现了许多与“南澳Ⅰ号”出水的漳州窑、景德镇窑瓷器相同的产品。

——摘编自郭学雷《“南澳Ⅰ号”沉船的年代、航路及性质》

材料三   东盟国家所在的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千余年来掩埋在海底的沉船不计其数。这些古沉船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见证，保护它们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保护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古沉船提供了法律依据。

——摘编自赵亚娟《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保护古沉船》

材料一  17世纪末叶以后，中国文化信息传入欧洲，使一些学者加强了摆脱传统的信心和依据。孟德斯鸠承认中国的君主专制比较有节制，承认中国的皇帝提倡耕织、兴修水利、实行科举、设置谏官具有发展生产和限制暴政的作用；伏尔泰对中国的政治几乎完全持推崇的态度，他盛赞中国君主以农为本、重视生产的政策与措施，建议法国国王也效法中国皇帝举行春耕“籍田”的仪式。

——陈宣良《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1658年，伦敦《政治快报》上刊登了一则茶叶广告，称饮茶可以改善体质，这是英国最早的关于茶的记载。1669年，英国政府授权英国东印度公司专营茶叶贸易，从中国大量进口茶叶到欧洲市场。1786年，一名法国人到英国旅行时注意到：即使是贫困百姓家，也能和富裕人家一样，一天喝两次茶。因为廉价而且能够迅速补充能量，茶叶特别受工人阶层的欢迎。18世纪末，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量达到了2300万磅，与这个世纪的头一年相比，足足增长了200倍。1851年，英国人将中国的茶树和制茶技艺带到印度，茶叶在印度和锡兰被大面积种植，欧洲红茶市场摆脱了对中国产地的依赖。

——摘编自【英】麦克法兰《绿色黄金：茶叶帝国》

材料三  民国成立后，要求废除满式的官服顶戴，以新礼服代替旧式官服，不分级别高低，凡任职的官员，一概统一着装。上海作为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商埠，国际移民的大量涌入，使上海与国际的联系愈发密切，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近代上海的服饰文化呈现出了多元化现象，很多服饰直接采用西方样式，以上海为中心，遍布全国各大城市的一批主要从事西式服装制作的裁缝产生了，有的则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引进西方样式并加以改进。

——摘编自竺小恩《中国近代服饰与古代服饰变革之比较》

材料一  恰克图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距多伦、张家口等地也较近，于是恰克图成为清中后期中俄经济贸易往来的最重要枢纽。18世纪中叶，由于沙俄威胁边疆，故清朝采取罢市的方式使其被迫与清廷谈判订立条约。沙俄在东西伯利亚地区兴建了许多呢绒厂、制革厂和羊毛加工厂，恰克图边市贸易还为俄国国库填充了巨额税收。经营着“万里茶道”的晋商为及时运送茶叶等货物，不断扩充商路上的船行、车帮、驼队等运输组织。张家口在明朝时只是一个小边堡，到清朝却成为华商从事边市贸易输出输入货物的重要基地。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后，俄国获得了许多在华贸易的特权，特别是1903年东清铁路的全线通车，使贸易的重点转移至黑龙江地区和铁路沿线，致使商品赴欧洲的运输时限大为缩短。至此恰克图市场丧失了中俄贸易的中心地位，并逐步走向衰落。

——摘编自史军伟《试论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市贸易》

材料二  近代以来，徽州茶叶和福建茶叶都面临着严峻挑战。徽商具有“贾而好儒”的特征，在商业活动中往往是重义轻利，南宋大儒朱熹曾在福建生活讲学多年，其思想对福建商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近代徽州茶商和福建茶商的经营活动中，家族传承的经营模式屡见不鲜。明清时期，广州地区的外销茶贸易几乎为福建茶商和徽州茶商所垄断。五口通商以后，徽州和福建地区茶叶出口贸易迅速发展。徽州茶商往往在本地进行茶叶的收购和加工活动，依靠长江和京杭运河两大水系，然后运往上海或广州进而销售到国外，销售的产品多为精装绿茶。而福建茶种类丰富，以红茶、绿茶和砖茶为主，就地销售给山西茶商，再由他们北运至恰克图等地销售，产茶地与贸易地之间的距离遥远，给茶叶的外销造成了极大不便，尤其“自粤逆窜扰两楚，金陵道梗，商贩不行，佣工失业。”

——摘编自楚子轩《近代福建茶商与徽州茶商比较研究》